瓮春秀 055《中国好声音》的传播学分析中国好声音似一阵狂热的龙卷风，席卷我国的大江南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场音乐风暴发生的原因。
我觉得“认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不仅主持人专业认真，尽管一再被媒体和公众调侃“卖凉茶”，但不妨碍其执着依然，再加上漂亮的“贯口”，人气扶摇直上。
还有，学员在认真地唱歌，导师在认真地“转椅”。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节目的创编者，他们认真地从国外引进版权，认真地从国外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最重要道具——转椅。
他们的音响系统据说也是花费不菲，这保证了节目的专业水准。
“中国好声音”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一个专业的励志的音乐节目，凭借整个节目组这种认真的精神，他们大体做到了。
下面就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一下它“一夜爆红”的原因。
一、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从受众角度出发来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它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
受众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因个人的兴趣和要求而定，人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和愿望。
但该理论脱离了传媒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过程，而这一过程恰受到传媒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没有“奇装异服”，没有矫情的PK环节，也没有夸张渲染，《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只是靠着实力和诚心去打动评委和观众。
辽宁彰武县女孩黄鹤光脚站在舞台唱歌，她说“觉得特别踏实、舒服”。
而“云南哈尼族王子”李维真，个子不高，相貌不扬，常常受到城里同学欺负，但在节目中放声歌唱，所有人为之鼓掌叫好。
还有张玮、赵露、黄勇等诸多选手，虽然“草根”，但他们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观众普遍表示，中国之大，人才辈出，藏龙卧虎，民间有许多好歌手。
这些歌手远比很多娱乐公司包装出来的歌手优秀得多。
电视综艺节目过多的煽情桥段早已让人厌烦，而以平凡真实的故事为切入点，更适合观众今天的口味。
中国好声音》会让观众幻想：“如果是我，会为哪一个声音转身”?这种人心底里置换角色的心理诉求是不会变的。
尽管会对选秀、炒作等觉得审美疲劳甚至厌烦，但只要这个好奇的心理诉求还在，这片文化市场永远都还是一片蓝海。
二、把关人理论。
“把关人”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的。
该理论告诉我们，传媒组织决定着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
研究显示，市场标准是信息选择中“把关”的重要标准，如果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产品不为受众市场所接受，势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市场标准并不是惟一的标准，因为传媒组织除经营目标外，还有自己的宣传目标和社会目标。
充当“把关人”角色的媒体工作人员，其价值观直接关乎节目的健康，及对受众的正确引导。
“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把关人”做出正确的取舍，而不是无休止地刺激人们的欲望和泛娱乐化。
《中国好声音》品牌定位于“草根”和“专业”两大概念。
“草根”概念是不分行业，不问出处，不论外表美丑，不谈高低贵贱，只为寻找被现实埋没的好声音。
最大限度地挖掘选手的艰辛往事和人情世故式的道德加分，尽力做到选手的背景真实，观众可以在优秀且幸运的选手身上，寻找某个基于草根特征的共鸣点，看到平凡的自我，将埋藏心底的冲动和梦想置于电视现场感营造的认同情境中。
“专业”概念是不分业余歌手和职业歌手，只为寻找被社会沉寂的好声音。
力避绯闻、毒舌、拜金、造假等卖点的低俗炒作，在人情世故与专业定位上寻找最佳平衡，传递有价值观的正能量，建立更富文化内涵和社会担当的娱乐节目品牌。
这种积极向上的栏目定位，一开始就规避了《超级女声》等以往选秀节目所遭遇的政治风险。
甚至有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公开表态：“《中国好声音》火，因为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
”知名媒体人刘春也为这档节目喝彩：“它在精彩好看动听的同时传递了正能量。
中国电视，呼唤正能量。
”在收视率为王的时代，审美和审丑有时候不分彼此，为了博眼球、博话题，狗血被视为创新、雷人被视为创意、低俗被视为真实、肉麻被当成有趣，唯独缺乏真正的诚意。
诚意不仅是用心制作节目，更多是要让一档节目传递正面的精神力量，给那些锲而不舍追逐梦想的人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媒体到底应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观，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弘扬的主流价值观里，电视相亲倡导健康、美好、积极向上的态度，而目前部分电视节目片面追求收视率带来的经济效益，背离主流价值观，忽视“把关人”应有的责任，造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
三、意见领袖的作用意见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等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
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成为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电视史上，可能也没有《中国好声音》这样强大的评委(导师)阵容，把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这四位均登鼎天王天后的人物放在一个节目中，这实在是分量太重了。
有人甚至形容他们四人加起来起码算是1.5个国宝级艺术家。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仅导师的费用就占去了2000万，而这些导师绝对不是选秀节目中的“评委”，他们四人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例如未来会带领队伍亲自亮嗓“参战”。
而为了配合节目的可看度，四人的“脱口秀”也是节目最大的“戏码”。
四大导师陷入“抢人混战”，一同转椅大喊“I want you”事实上才是该节目的精髓。
由这些专业的老师在竞争中来评定结果，取消大众的评审，选手更是全国地毯式搜索出的“精英”，让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比赛。
四、“沉默的螺旋”理论“沉默的螺旋”假说最初是由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利-纽曼提出的并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作了全面概括。
她指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大众媒介所鼓吹的某些观点在社会上占有优势，会对受众造成一种压力。
大多数人力图避免因持有某种态度和信念而被孤立，因而在表达支配意见和不表达意见的人数增加时，会放弃原有的想法和态度而选择与主导意见趋同。
同时，由于大众媒介表达支配意见，再加上对持异议的人际支持日益缺乏，于是，形成了一个沉默的螺旋。
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的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的产生。
多数受众出于对前所未有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形式好奇，开始关注此类节目。
这种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受众的消遣心理，广大的电视观众在每天紧张的工作生活以后，需要一种方式来自我放松，自我愉悦。
这时候，他们除了会像往常那样关注新闻以外，还会对新鲜的、从未接触过的节目产生好奇。
新颖的创意类选秀节目瞬间抓住了多数人的眼球。
一时间，“多数人”认为，选秀节目应成为焦点被关注。
受众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人际传播，向周围的人推荐自己喜欢的选秀节目，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与和自己“志同”的人结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沉默的螺旋”提及的“多数”以及“意见环境”的效应。
作为音乐类节目，它们除了仅仅吸引人们的关注外，更把侧重点偏向大众的参与互动。
普通观众的参与，势必会带动他们身边更多亲朋好友的关注。
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冷漠排挤，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当身边人处于关注和狂欢“好声音”之中时，你不参与，甚至无法加入话题的讨论，这样就会或多或少地与主流圈脱节，甚至遭到冷落、排挤。
受众因为害怕被孤立便不自觉地加入“大多数”的关注点。
五、宣传的微博化和口碑相传的传播模式《中国好声音》通过微博这个无限大的“话筒”传遍中国，是试水微博营销的成功案例。
传统媒体宣传成本偏大，广告投放收益稳定，相对舆论效果属于“慢热型”的持久品牌策略。
网络媒体一方面有海量信息造就的高风险特征，一方面有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舆论增值潜力。
《中国好声音》以互利共赢模式开启了节目的网络传播场，与新浪、百度、搜狐、爱奇艺等各大网络媒体形成战略合作，网络影响力的攀升进一步放大了新媒体增值效应，腾讯、网易、PPTV、酷6等网络媒体迅速跟进掀起了新一轮转播高潮。
与此同时，节目借助微博平台推送信息，建构了节目的微博舆论场。
节目官方微博、导师微博和学员微博汇聚为一股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适时邀约冯小刚、姚晨、刘若英、李玟、张靓颖、陈建州等明星微博“捧场”，微博意见领袖推送的信息更具专业性和权威性，明星微博营销的聚变放大效应形成了良好的舆论口碑。
同时，节目编排的竞技化导向产生的紧张感和戏剧化效应，制造了源源不断的争议话题，引发了微博持续关注的发酵裂变效应，迅速形成了媒介公共领域，达到微博互动营销的最大化传播效果。
新浪微访谈的跟进互动，对网络议程的回应报道有效提升了节目的舆论影响。
网络谣言、绯闻、阴谋论等炒作形式作为一种舆论调味剂，例如李代沫放水、梁博夺冠内定等谣言不胫而走，对炒作与提升《中国好声音》的舆论影响起到了帮衬作用。
“网络传播与平面传播并重，通过口碑相传的方式进行营销推广是《中国好声音》在营销方案中一开始就明确的定位，”陆伟表示：“平面媒体的受众与电视受众相近且具有针对性，网络传播的热度高、覆盖受众广，两者并重，会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口碑传播则与节目高品质定位相吻合。
”在网络传播中，微博是重点利用的传播媒介。
”《中国好声音》以小博大式的网络传播实践说明，传统媒体的微博社交化传播模式乃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