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摘要：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
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
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关键词：先秦儒家；为政以德；仁政德治；哲学思想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001-05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略于天道，详于人道”[1]（p26），注重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群体的礼乐教化，提倡“德治”、“仁政”，认为“为政在人”、“为政以德”，倡导以道德的方式解决人际和社会政治问题，从而形成独具仁政德治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
对此，学界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专题性探讨①，却少有较全面的论述，故本文尝试对此做整体性的梳理和解读，展开对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诠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修身为政，政者正也先秦儒家强调修身，认为修身是和睦家庭成员关系的必备条件，是立身处世参与社会管理的前提基础；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质关系政治得失成败、国家兴衰治乱。
如《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2]（p3）即是说，“大学”就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2]（p4）如《中庸》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2]（p29）孔子把修齐治平作为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非常注重修身与治国关系的探讨。
如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给予三问三答，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这三答都冠以“修己”。
然而，怎样修己？达到怎样的人格标准和人生目标？对此，孔子提出了“仁”这一哲学性质的范畴，视“仁”为普遍的伦理原则，修己为政的最高理想境界。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求人们克制自身的私欲，积极向人格的最高标准“仁”靠近。
具体就是一言一行都要“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需要把礼的外在行为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自觉，即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充满仁爱而和谐有序的社会，才能改变“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
孟子发展了孔子“修己”思想，提出“修身”说。
他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同时从人性的高度强调修身的必要性。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离娄下》）认为人与禽兽区别的一点就是“德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
所以人一定要明德、修身。
否则，人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仁政”学说。
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但是“如施仁政于民……故曰：‘仁者无敌。
’”否则，“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甚至“殆有甚焉。
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孟子·梁惠王上》）不行仁政，犹缘木求鱼，以致会出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结果或灾难。
荀子认为修身就是治国，就等于治国。
他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荀子·君道》）这已超越了孟子的修身是治国根本之说。
关于修身的必然性，荀子是从人性恶的角度进行论证说明的。
认为人有“性伪之分”，他说：“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荀子·性恶》）为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同时进一步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性恶》）即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仁义礼智等是后天人为的，不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学习和培养的结果。
如果任由人性发展，必将引发争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若能“化性起伪”，发展后天的仁义礼智等，则天下就可归于治。
孔子修己之道既重内在仁的自觉又重外在礼的规范，孟子修身则偏重内在仁的自觉。
孟子从人性善出发，提出“尽心”、“养性”的修身方法。
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孟子道德修养论的纲领。
[3]（p106）这一说法虽不十分恰当，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孟子道德修养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
荀子认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仪然后治。
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荀子·性恶》）。
由此看出，荀子继承和发展的是孔子外在礼的规范这一路向，注重“隆礼尊师”，强调外在“师法之化”，与孟子侧重孔子内在仁的自觉，注重内求于心、尽心养性的路径恰恰相反。
如果说修身为政是孔、孟、荀政治哲学思想总要求的话，那么“政者，正也”则是对为政者的特殊要求。
如司马谈论儒家时说：“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4]（p3289）一语道出儒家修身为政、以身作则的政治思想观念。
如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为政，他说：“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又如季康子向孔子求教如何防止盗贼，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即是说，为政者只有以身作则、做好表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孟子从“仁政”的视角强调为政者的修养，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孟子·尽心下》）但关键是为政者要“反求诸己”，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荀子主张“尊师隆礼”，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
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
”（《荀子·修身》）荀子亦把君民比作“仪”与“影”，“盘盂”与“水形”。
他说：“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
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荀子·君道》）要求君要为民师表，为民做出表率。
这些无不道出“政者，正也”的丰富内涵。
二、民为邦本，仁政爱民重视民众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民为邦本是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基石。
如《尚书·泰誓》记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
为此，主张对民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提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庶、富、教”（《论语·子路》）；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等。
孔子反对为政者聚敛钱财，对弟子冉求参与调整赋税、增加民众负担的做法，十分气愤地说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称赞子产有“养民以惠，使民以义”（《论语·公冶长》）等四种君子的行为。
孟子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高度，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在民、社稷、君三者中，认为民是最重要的，并说道：“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基于此，孟子告诫君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反之，民众有权起来推翻君。
如齐宣王问孟子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离娄上》）为此，为政者应行仁政，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
否则，“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发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即是说，像尧、舜那样具有仁心大德的人，如不行仁政，也不能得民而平天下。
为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庠序之教”、“省刑罚”、“薄赋敛”等保民、养民和教民措施。
荀子认为”天立君为民”，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君是天为民所设立的，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民众着想，并以舟和水的比喻来说明君与民的关系。
他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之谓也。
”（《荀子·王制》）这一方面说明民是君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方面指出民能决定君的命运。
为此，荀子认为君要爱民、利民。
他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
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
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
”（《荀子·富国》）又说：“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