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作者：权赫秀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03期〔摘要〕笔者在韩国发现的蔡钧著《出洋琐记》，是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早在19世纪末就被朝鲜国王收藏并成为了解欧美社会的参考资料。
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蔡钧；《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史料价值〔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54－09①蔡钧：《出使须知》自序，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本稿所引用《出使须知》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
②参见〔英〕费尔萨姆著，胡其安译《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2、31页。
〔作者简介〕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110136。
2000年，笔者曾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藏书阁发现了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藏本，并在2003年撰文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一资料。
〔1〕当时，笔者根据上述《出使须知》自序的相关内容，曾指出蔡钧还撰著过如下两书，一曰《舌人小录》，一曰《出洋琐记》，①只是当时还未能见到该两书，因而无法了解其“庐山真面目”。
到2009年上半年赴韩国高丽大学讲学期间，笔者又在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奎章阁进一步发现了仍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洋琐记》藏本，因撰此文以介绍这一有关近代早期对外关系史的一份罕见珍贵史料。
一、蔡钧其人及其《出洋琐记》的刊印与收藏情况早在1881－1884年间，蔡钧就曾“随使”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与秘鲁三国并曾驻扎西班牙两年有余，尽管在其级别上大体属于较驻外公使低一级别的“随员”（attache）及“参赞”（counsellor）系列②，却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早一代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到1901－1903年间还曾担任过清政府驻日公使。
〔2〕然而，清政府官方资料中有关蔡钧的资料却是寥寥无几，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中便无他的履历资料，至于收录蔡钧人物资料的仅有的两部近代人物辞典中，居然完全没有记录他早年“随使”美国、西班牙与秘鲁三国的内容。
〔4〕可见蔡钧在1880年代初期“随使”美、欧并曾留下相关记录的事实，即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门领域也已是几尽湮灭，不能不说是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等相关资料，大体可以了解到蔡钧的基本情况。
蔡钧，字和甫，〔5〕燕山籍，生卒年与出生地及家庭背景不详，早年在广东入仕并曾奉命“专办洋务”。
据与他有多年交谊的王韬为其《出使须知》所作跋文，蔡钧曾在广东“捧檄办中外交涉事”，而这样一种办理“中外交涉事”的经历，与后来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代外交官，应该说不无关系。
到1881年6月24日，李鸿章幕僚出身的天津海关道郑藻如，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二任驻美公使并兼驻西班牙、秘鲁两国公使。
〔6〕出身广东香山的郑藻如在出使之际，经人推荐从自己的家乡奏调蔡钧“随使”，而这也是蔡钧第一次涉足外交领域，并由此而成为晚清时期第一代外交官。
1881年秋，他随同郑藻如由香港启程，乘船经由日本抵达美国华盛顿就任，并在三个月后，随郑藻如西渡大西洋，经英国首都伦敦与法国首都巴黎，到达了“日斯巴尼亚国都城”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早在1864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西班牙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交通商的条约，〔7〕而西班牙首任驻华公使克维度则在1868年5月21日就已经抵达北京就任。
〔8〕至于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却是迟至建交11年后的1875年12月才被任命，而且直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都是由驻美公使及驻法公使先后兼任，〔9〕因此西班牙公使馆实际上一直处于并无中国使节常驻的空乏局面。
正是鉴于驻西班牙公使馆“乏人”而“需员襄办”，蔡钧遂被郑藻如“札留”马德里并“参赞使事”，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以参赞身份主持馆务的临时代办（）。
〔10〕作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实际负责人，蔡钧平时除“酬应日国部院官绅”等日常业务之外，还“兼习日之语言文字，留心考究，多方学习”，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心的外交官。
然而，由于不服地处南欧地中海沿岸之西班牙的水土环境，他“时患咯血之症”，屡屡“请假养疴”，到1884年初获准回国，遂由西班牙“力疾就道”，经过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同年5月经香港“乃抵粤垣”。
此时，距他出国已有三年，而他的出国与回国路线正好是一次完整的环球旅行，即其自序中所称“陆行数万里，水行数万里”。
在1884年的中国，如此的环球旅行经历无疑十分罕见与难得。
仍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的内容，他在出使期间先后撰著《出使须知》《出洋琐记》《舌人小录》三书，“初意事涉琐屑，只宜藏诸箧笥，勿出示人，以备他日出洋之用，乃索观者众，咸为嘉叹不置，谓此一书也，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应对仪节井然有条，洵为出洋者所必不可少，与其私诸一己，曷若公诸同好哉？爰是不揣固陋，付诸剞劂。
”另据王韬所撰《出使须知》跋文，称蔡钧于1885年“五月间由粤至沪访余于淞北寄庐，谈次袖出其所著见示”，亦即《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
在《出使须知》刊本中，蔡钧的自序与王韬的跋文均标有明确的时间，前者为“光绪十年岁次甲申浴佛后四日也”，即1884年5月6日，而后者的时间则是“光绪乙酉秋九月下浣六日也”，即1885年11月2日。
其中，前者即1884年5月应是著者蔡钧在回国后将书稿整理完毕的时间，后者即1885年11月则应是王韬将《出使须知》两书“手校”并准备刊印之际撰写跋文的时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题签及内封等，也进一步证实了该书的刊印时间与经过。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是用篆体来题写的“出洋琐记”四字，其下则书“光绪乙酉八月褎海书首”字样，而《出使须知》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也是在隶书“出使须知”两侧分题“光绪乙酉重九”与“徐褎海署眉”各字，从而表明《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都是在1885年9-10月间刊印，而且都是由“徐褎海”题写书名。
不仅如此，《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内封首张左半面四方刊记内题有“光绪乙酉仲夏弢园老民校印”字样，在每张左右两半面的界框上方两侧均标有“出洋琐记”四字，而在其下方两侧又分别标有“遯叟手校本” 与“弢园王氏刊”字样，与前述《出洋琐记》刊本的版式基本一致。
察所谓“弢园老民”及“遯叟”（秀按：即“天南遯叟”之略称），都是王韬于1862年南下香港之后所用别号，而1885年正是王韬刚刚返回上海并创办木活字印书馆——弢园书局之际。
〔11〕因此，蔡钧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应能算做是王韬所办弢园书局出版的最早一批书籍，而刚刚返回阔别13年之祖国的王韬，于主持格致书院之余，能够“手校”并刊印该两书，应不仅仅是出于他与蔡钧的私人交谊，也反映了他对该两书内容的重视程度。
《出洋琐记》在韩国的收藏地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
奎章阁原是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设立于1776年的王室图书馆，而后历经朝鲜王朝与日本殖民时期等多次变迁，到2006年2月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参见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网站（www.e-kyujanggak.snu.ac.kr）相关内容。
该书内封第一张界框上面自右向左依次钤盖有“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集玉斋”、“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汉城（秀按：“汉城”两字为韩文“首尔”）大学校图书”等四个收藏印，大体可以从中了解到奎章阁收藏该书的经过。
其中，京城帝国大学是日本殖民时期在当时“京城”即今首尔所创建的大学，并成为今国立首尔大学的前身，而集玉斋则是19世纪末由朝鲜国王高宗设立与经营的王室图书馆，早在1880年代就已经购置和收藏了中国各地出版的有关西洋各国及各种近代知识的大量汉文书籍。
有关集玉斋及其收藏中国版汉文图书的情况，详见〔韩〕李泰镇《高宗时代的再照明》，首尔：太学社，2000年，279-306页。
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被收藏于集玉斋，应是朝鲜国王高宗及其周围人士出于深入了解欧美及西方世界之目的，也可以看做是蔡钧著上述两书产生国际性影响的一个佐证。
至于仍由蔡钧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一书，尽管没有钤盖集玉斋收藏印，大体也应是在同一时期即1880年代被朝鲜王朝方面购买和收藏。
详见权赫秀《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珍贵史料——蔡钧著〈出使须知〉之韩国藏本评价》，（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11辑，2003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计1册61张，为木版活字印刷的线装本，每张分左右两面，每一面有黑体界框，界内为10行竖格，每行21字，自内封第二张右面起依次用中文序数标有页码，其中著者蔡钧自序为1面1页，正文部分海外见闻六纪略为36面71页，依次为“海外邮程纪略”8页、“日都风俗纪略”12页、“出使联络略述”5页、“各国风俗略述”5页、“日都小驻纪略”11页、“自日旋华纪略”30页，另有附录“奏疏条陈”20面 41页。
上述版本情况与蔡钧的另一部著作《出洋琐记》基本一致，因为该两书都由王韬“手校”并刊印。
二、《出洋琐记》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在蔡钧的另外一部著作《出使须知》中，有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作序文及王韬所作跋文，均提到《出洋琐记》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评价。
其中，曾国荃的序文称该书“大而军政、典礼以及赋税、船炮诸要务，皆详其制度、数目，小而风土人情以及服色、器物各款，悉纪其好尚、情形……洵为使臣圭臬，凡出洋者必不可少。
”王韬的跋文则称《出洋琐记》“追述其耳目之所见闻、舟车之所游历，凡道里之远近、山川之诡异、风土俗尚、国政民情，无不备载焉，俾未至海外者可作宗少文卧游观”云云，大体上是将其视做一种海外见闻与游记，却没有充分关注到其中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的内容与价值。
《出洋琐记》一书的内容分为自序与正文部分的海外见闻六纪略以及附录“奏疏条陈”等三大部分。
自序之前署名部分作“燕山蔡钧和甫辑述”，而后在仅一页的简短自序中先是介绍了自1881年秋“随使美、日、秘三国”而后又“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的经过。
蔡钧：《出洋琐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本稿所引用《出洋琐记》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因不再赘。
自序后的海外见闻六纪略占《出洋琐记》一半以上的篇幅，从而构成了该书的正文部分，其中详细记载了他“随使”美国，而后又赴西班牙并“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最终因病回国过程中的见闻与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