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治平之道”2015-11-18 14:39:18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唐兆梅一、“治平之道”与“修身之道”、“齐家之道”都是曾国藩家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揆诸史籍，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造就出来的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

综观他的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到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

他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传承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他那尽忠报国的思想很浓，但身家之私、明哲保家的观念亦极强。

他不仅自己完全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并把它贯串于整个家教之中，要求儿孙也照他这么做，甚至要求儿孙比他做得更好。

因此，研究曾国藩的家教观，就应该采用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和人生信条，析成“修身之道”、“齐家之道”、“治平之道”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议。

只有这样，对曾氏家教观的研究才会深刻一些，分析才会透彻一些，得出的结论才会符合曾氏本意一些！曾国藩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看得很重，“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都成了曾氏家教观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鉴于此，我撰就的《论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一文业已发表，《论曾国藩的“齐家之道”》一文参加了前不久在双峰召开的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作为交流论文，本文仅就曾国藩的“治平之道”作一些研究和探讨。

二、曾国藩是如何看待“治平”与“修身”、“齐家”之间的关系的既然曾国藩十分看重“修”、“齐”、“治”、“平”这套儒家经义和人生信条，而且把它作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和进行家庭教育的最高准则，那末他对儒家经义这几个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呢？本来，注重个人修身，注重家庭的社会价值，宣扬修身、齐家与治国的一致性和联系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从儒家经典来看，《大学》早已有“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数语。

在这里，几个“而后”已经把其中几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和联系交代得清清楚楚。

可是，自宋明以来，有些正统儒家持有片面观点，把本来属于有机整体的儒家经义的各个部分人为地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某个部分特别重要，没有把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摆正、摆平。

这样一来，“修身”、“齐家”就缺乏远大目标，“治国”、“平天下”就缺乏基础和前提条件。

其结果，什么“匡时救世”，什么“肩任天下大事”，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曾国藩凭着自己的丰富知识和经验阅历，对《大学》上阐明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心领神会。

他清醒地懂得，只有人人依据儒家经义注重“自身修养”，才能把一个个家庭治理好；只有把一个个家庭治理好了，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只有国家治理好了，才能达到天下太平。

因此，在他看来，若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齐家”；若要“齐家”，首先必须“诚意修身”。

这就告诉人们：“修身”是曾氏家教观的基础，“齐家”是家教观的核心，“治国平天下”是家教观的根本目的。

如就整体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曾国藩家教观的组成部分，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

三曾国藩一生并没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他勤奋于学是为了“学以致用”，是为了“明道”和“救世”我国古代的政治家的治国思想是异常丰富的。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说过：“若论伦理和治国之术”，他们中国人在世界各国中，“不仅资格最老，而且应居首位。

”这话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巩固的封建帝国，为了自己的国家能长治久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治乱得失之理，研究修、齐、治平之道，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以贻后人。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从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曾国藩拥护清王朝，是由于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本人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特别是就他个人来说，则尤为幸运，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要，都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这更使得他对满清王朝感激涕零，立志要为清王朝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因此，曾国藩虽毕生勤奋于学，但压根儿并没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胸怀“匡时救世”、“肩任天下大事”的远大志向，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所以说，传统儒家普遍认定的最高境界“治平之道”，既是曾国藩执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且也是曾国藩家教观的最终目的。

从父祖辈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来看：曾氏先祖虽有过粗识文字的人，但并无人参加过科举考试。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决心让自己的子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故教督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曾麟书很笨，“应小试者十七役”，直到43岁上才考取一个秀才，仅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了县学。

曾麟书自知才拙，无望仕进，遂“发愤教督诸子”〔2〕，对儿子“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

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3〕。

曾国藩还曾经回忆说，他祖父还经常教训自己，“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4〕。

就是说，无论是为民（在下）、为官（在上）都应有所作为。

可见他的父亲和祖辈就不想停留在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这一点上。

从曾国藩自己的志向、理想和毕生的打算来看：曾国藩自己更是一个“急急于功名科举”的人。

他的好友刘蓉早就看出了他的这种功名心，认定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称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5〕。

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在人前表明他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6〕。

并且曾经十分自信地表示过：“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7〕。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经流露出：“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8〕。

他坚持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9〕。

他的门徒亦称颂他“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10〕。

他还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11〕尤其在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之后，更是踌躇满志，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把上古帝王与周、孔作为自己的榜样，将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生努力奋斗的目标，并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企图像他们那样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可见曾国藩本人并不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从小就有着雄心大志，决心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正统士大夫基本人生信条，为振兴清王朝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地主阶级一代圣贤！曾国藩既然不想做个饱学宿儒之士，为何要一辈子勤读不辍呢？一般地说，许多人在中了进士以后，就不再想花太多的工夫在书本上了，只须钻钻门路，充其量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还有许多人一旦跻入仕途，便会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上厮混。

可曾国藩就不是这样。

他的确一辈子勤奋读书，确有在学问上不甘落后的决心，特别是他入翰林、任侍郎之后，还在拼命读书，并曾自立课程12条，悉力以赴。

可见一个已经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规定自己的功课，按日施行，这种勤奋自律的精神，实属难得。

即使日理万机，他仍砥砺于学，未尝废书卷。

直至后来被满清朝廷封侯拜相，被门徒幕僚捧为当代的范希文和郭子仪，他不是沾沾自喜，想到的是自己未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平日所好之书，“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12〕。

他不仅勤奋读书一辈子，而且也确实学有所成。

比如他的诗歌和散文就曾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

时人亦称颂他“大经济从学问中来”〔13〕。

综观他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和影响同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一样，对曾氏家族、对湖南、对近代中国都是特别深刻的。

但是，曾国藩虽然勤奋读书一辈子，并不表明他要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相反他不是把学问看得很窄，而是把学问和政治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用。

”他能坚持做到这点不是偶然的。

肇源于中国古代尤其是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顾炎武等人所谓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思想正符合曾国藩矢志为“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和挽救清王朝危机局势的迫切心理。

因此，曾国藩认定，做学问就是要与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联系起来，做学问就是要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命题。

总之，曾国藩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胸怀“匡时救世”、“肩任天下大事”的远大志向并努力付诸实践。

至于一辈子勤奋读书，旨在为了“学以致用”，“学有所用”；亦即为了“明道”和“救世”。

四、曾国藩家教观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要求兄弟子侄“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而是希望通过积苦力学而科考入仕，干大事，立大业由于曾国藩自己的地位和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客观条件不允许他潜心做某一门学科的学者，他自己主观上也不打算只做一代博学多能的通儒和能吏，而是胸怀“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并努力付诸实践。

那末，他谆谆教诲子侄，要求子侄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长大以后干什么样的事呢？长时间以来，在一般学者想象中，曾国藩教育子侄的目的，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望其早日成名。

他们作如是评议的根据是曾国藩自己对儿子说过的话：“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14〕；“尔曹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15〕；“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16〕。

学者们的用意十分明显，无非是想说明：曾国藩虽长期从政，并不要求儿子做官；曾国藩虽长期从军，并不要求儿子涉历兵间；曾国藩本人虽是由一个普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跻上仕途，出将入相，官居极品，但却只希望儿子一意读书，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作一般的普通读书人。

此论一出，包括港、台和一些海外学者在内的有关论著，均作如是观。

其实，这只不过是表面之象，皮相之言。

在这里，姑且不论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历史的传统，曾国藩也不可能置身于这一规律之外，他千方百计鼓励儿子读书、读好书，实际上也无非是为了货售帝王家，不可能教儿孙仅仅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就让步。

更何况他致力于尽忠报国之时，他的明哲保身、明哲保家的观念极强，造诣也极高，官瘾也极大。

实际上由于他凭着自己的丰富经验阅历认识到真正要做到“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得了的，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努力，所以他处处着意提出与诸弟子侄共勉，并要求曾氏家族的家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因此，如果透过曾国藩的言语与实践看本质，实足以说明不仅曾国藩本人立志于“匡明救世”、“治国平天下”，同时他也殷殷期望他的兄弟子侄也像他一样致力于“匡时救世”和“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当然应该看到，在为数众多的曾国藩对子弟教诲的家训文字中，的确有不少的有关曾国藩教诫子弟多读书、读好书、做读书明理之君子和不当官、不从军等等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