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是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两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史上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尤为显得必要。

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这一转型时期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注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必须强化国家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干预，才能完成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行为根本特征的发生在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整体性的特征。

这个观点把建设市场经济的共性真谛一语道破，为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密切相关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其中自然经济是农业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手工业和商业居次要地位，仅仅发挥有限的辅助作用。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乃成为历史之必然。

计划经济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为适应战时共产主义创建的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要求以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来运行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就象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在经济运行之中，调节生产、消费、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不由市场产生，而使一切包容于为政治服务的所有计划（包括经济计划）之中，同时，由于人为地排斥了竞争因素，从而竞争机制无由产生，又造成普遍的墨守成规、产需脱节等弊端。

所以作为二十世纪初叶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计划经济，最终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界公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称其为“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计划经济弊端，实现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但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两种调控手段，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手段是共存的，对经济运行缺一不可。

计划调节从性质上说是国家干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包括它在内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初期，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应的经济形式是一种完全自主、自由的竞争模式，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用“无形之手”调节即可，从而排斥了国家的干预。

待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如市场缺乏外部效果、不能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逐渐改变不予干预的态度，开始了以法律确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度建设时期，近代史上的经济法由此得以产生。

因此，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不干预、很少干预到确认干预的过程。

国家干预即“有形之手”，它强调政府代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离开政府的干预，经济生活不能健康发展，无约束的自由经济，其发展的结果将是竞争过度、市场垄断乃至出现经济危机；再者，就是仅对经济危机这一特殊经济现象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也很难度过这一关；同时，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归根到底乃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化和垄断经济的形成为其根本原因。

考察各国经济法的发展成熟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具有经济法功能的单个、分散的经济法律规范自古代就已有之，如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制定了被认为明显是垄断禁止性的法律，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世纪初期，在商业发达的城市中，仍沿用这种罗马法。

到了市民革命前后，在英、法等国家，经同业公会或国王的特许，进一步制定了对垄断的禁止法。

然而，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则是在近代社会出现国家干预之后的事，这个时期的开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关于法观念，此时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总的趋势是自然法学逐渐衰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法律逐渐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而保证社会公正的经济法观念应运产生。

如果说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那么，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公正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地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就到了其政策含义为国家干预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干预”，因此我们说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二、国家干预在我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我国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它产生的基础不是自觉来源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生活环境，而是发生和建筑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逐渐过渡、通过行政上对经济管理的逐渐放权和对企业的逐渐让利的基础之上。

因此，我国经济法在最初产生之时，其思维出发点在于企业，在于把企业从高度行政管制下松绑出来，在于为企业争取到作为平等经济主体所应有的权利，等等。

所谓把经济管理自主权还给企业，以便使企业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开展横向和纵向的经济往来，利改税等上交利润制度的改革，以及理论上开始承认企业作为私有主体应当享有自己的权益，应当具有属于自己的利润等等，无一不体现放权让利给企业的思想，因未能摆脱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同时也由于我国关于改革思想的摇摆于“以市场为导向”与“坚持计划经济”之间的不断摸索前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十二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十三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治理整顿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十四大为标志）。

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亦逐渐发生了变化。

以1993年为标志，开始由原来的企业“支点”转向国家干预。

当然，在这之前的各种经济法学论点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因素，因为经济法其本身不可能摆脱国家干预，只不过是究竟应把国家干预作为构筑整个经济法学大厦的基础，还是只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手段之一，意义不同罢了。

正因为我国的经济法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所以，现阶段的国家干预就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

其具体表现在我们不是从自由经济环境中来调整和规制竞争过度和垄断现象，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可以说总的思路并没有摆脱放权让利，但是，构建经济法基础理论如果仍将思维基点放在包括企业在内的商个人、商法人身上，就会始终不能划清经济法与商法、民法的界限，传统的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正义观念是构建和维系民商法理论的基础，它也将一直是支撑民商法学大厦的基石，但是将其拿来构建现代经济法学的理论和体系，则有悖于法律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很难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界限，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法学理论的轨迹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其进步性表现在：革除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所产生的种种弊害，从原来漫无边际的管理状态下最终确立国家干预的适当地位；在体制转变过程中运用国家干预的手段，培育和扶植具有市场要素的各种条件的形成。

而国家干预的灵魂旨在于使市场失灵的部分得到解决，并不是用国家干预去代替市场的作用。

国家干预是指运用经济杠杆、行政管理等手段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生活领域和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营造合适的市场环境，使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与适应，而不是指政府将“有形之手”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市场经济存在有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没有的优点，它对社会的生产、消费能起一种自发的调节和协调作用，从而存在着自动趋向均衡的内在秩序性。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

它是一种具有传达信息功能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的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

”但市场经济同时也存在有一定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萨缪尔森将其归纳为如：会产生外在不经济的效应；无力向社会公共产品部门和领域配置资源；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存在有上述缺陷，也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予以削弱。

由是，萨氏得出结论-只有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政府干预是适当的、科学的，那么就可以缓解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促进效率、稳定和公正三大目标的实现，收到预期效果；如果干预不当、举措失调，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不仅不会医治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弊端，反而会加剧病症。

这实际上已经向我们道出了国家干预的两大特性：必要性和适度性。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是由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同时是社会公共管理机关，具有阶级性和经济性双重职能，即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

其次，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所决定。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者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社会整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

钢琴演奏家可以独展自己的才干，然而一个乐队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再次，为克服上述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所必须。

至于国家干预的适当性，从原则上说，国家干预应当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成熟度和市场规则的完善度，没有前项条件，国家干预就没有适用之地。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实践上看，国家干预的适度性蕴于以下几个方面关系的适当处理之中：首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解决是适度性的基础。

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微观构成粒子，对国家干预信息反应最为灵敏，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

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关键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自身的营利性等经营活动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导向自我调节，企业自身的机构营造问题应由民商法予以完善，经济法应当注重从宏观调控角度为企业创造良好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经营发展环境。

其次，政府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分别规制是解决适度性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不是政府的权力经济，不是行政经济。

政府的权力行为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政府的经济行为进入市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否则就很容易产生权力腐败和其他副作用，而导致市场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