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鲁迅小说中的鬼神文化引言中国人一向相信阳世与阴间并存，鬼世界之出现，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及对未知的想象。
鲁迅曾云：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
汉末又大兴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见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界。
从鲁迅的言语中的意思是中国人对鬼神的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讲的是虔敬程度和内心自证。
信仰说到底是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化，蕴含并展示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民族的文化性格。
对中国人的鬼神信仰进行深入批判，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在小说中借鬼神信仰解剖民族灵魂，结合现实社会人生，构建了一个奇特的鬼文化艺术世界。
一鬼神的传说关于鬼神观的探讨我国兴起较早。
子产、墨子相信鬼神的存在，孔子、王充不信并反对鬼神或灵魂信仰。
稍后还有范缜与沈约的神灭不灭的论战。
不过，这只是少数哲人思考的问题，对民间而言鬼神信仰早就普遍存在。
原始时代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认为是神灵的意志，对自身的死亡认为是灵魂的游离。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迷信鬼神的风气已经很盛。
中国是个重生的国度。
儒家宣扬“不知生，焉知死”的思想，道家鼓吹求生避死的生命哲学，叔孙豹论“三不朽”强调生前的努力。
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而死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信命于天，渴求长寿，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今仍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
将虚幻的不可知的事物，变成一种精神安慰与心灵寄托，无疑是鬼神信仰的魅力所在。
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与西方人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相信人死后灵魂回到祖先那里，在另一世界中继续影响于后代；而死后如果没有后人的祭祀，灵魂便无法得到安息。
二是没有一个固定尊崇的神祗，喜欢处处设庙宇拜鬼神，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多神信仰”，各种鬼神都同时容纳于信仰视域中。
三是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
讲实用乃芸芸众生的处世原则。
出现见佛就磕头，遇庙就烧香，临时抱佛脚等等，盖源于此。
四是捧与压、瞒与骗的态度。
捧凶神，“心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压善神，如灶神、三尸神常被糊弄。
对关羽、岳飞这样的冤魂，则借瞒骗来安抚。
“一是死后使其成神”，“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冥冥中自有安排。
鲁迅认为鬼神是境由心造、人之所为的产物，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其实是哪一面都不相信的”。
他也注意到了鬼神信仰对国民性的影响及阻碍，对新思潮的抵抗与消融。
而这加深了人们的精神蒙昧，甚至科学在中国都容易变异“带了妖气”。
于是，“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对统治者借鬼神信仰维护并实施其封建统治，鲁迅给予无情揭露。
他指出:“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
这里的“礼”，实际上就是封建礼教，是祖先崇拜，是宗族体系。
“礼”强调等级、秩序、个人的服从。
个人的一切只有纳入家族的延续中才有价值，连阿Q都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鲁迅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大地狱”。
在地狱般的生活中，在无望的黑暗里，愚昧麻木的人们“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寄希望于鬼神，寄希望于来世。
《阿Q正传》中阿Q喜欢用“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炫耀自己。
他是相信命运的，“人生在世大约总难免如此”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还有宿命思想，被抓去杀一儆百时想的是“过二十年又是”。
更可悲的是，这些合乎圣贤经传的东西阿Q竟然无师自通。
《故乡》写“我”搬家时，闰土要了一堆草木灰，一条长凳，还要了香炉和烛台。
草木灰和长凳完全出于实用的考虑，香炉和烛台则在于企盼人间得不到的幸福到彼岸世界去寻求。
这种生存情形的普遍与久远，可见历史的惰性有多么可怕。
鲁迅曾慨叹“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深感处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有着中国人将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去的大忧患。
鲁迅早就敏锐地看到改造民族灵魂的严重性与紧迫性。
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如何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他深知唤起国人的自觉乃当务之急。
“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
”他明白“立人”并非易事，有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的体验。
诚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所言:“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就人生的难题，鲁迅向许广平作过精辟分析，认为“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便是‘穷途’了”无论是“歧路”，还是“穷途”，都应该“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这番话，是鲁迅“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走‘人生’长途”的勇敢自勉，为或昏睡或彷徨中的国人指明了执著前行的方向。
二鬼神信仰是鲁迅小说中鬼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探索生命哲学，批判鬼神信仰，在鲁迅最直接最重要的武器莫过于小说和杂文。
他的小说和杂文所谈及的鬼神，处处见鬼神，总是信手拈来国人所熟悉的鬼神，或专门研究，或生发开去。
有关鬼神的文字，鲁迅小说中亦不少见，他说自己的小说和杂文“多取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看，将此处的“不幸”理解为死亡未尝不可。
确实，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大量死亡，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
他笔下死亡和鬼神不可分割，是鬼神信仰直接而形象的写照，从一个独特角度把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绝望的抗争，表现得触目惊心耐人寻味。
鬼神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
恪守平常的极孝、极烈之人，多能感天动地，为历代人的榜样；不孝儿孙、不够节烈的女性，则难逃人神共愤、下地狱受刑罚的命运。
《祝福》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
“祝福”即祀天祭祖，是鲁镇的年终大典，虔诚“祝福”目的在于求得来年平安富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祥林嫂逐步丧失了人生的价值。
选择“祝福”环境演绎祥林嫂的悲剧故事，明显针对礼乐文化的封建性。
小说中制造悲剧的人无动于衷，目睹悲剧的人习以为常，而悲剧的主角“只求做稳了奴隶”。
夫妻是永恒不变关系的思想自古就存在。
寡妇被认为是鬼妻有亡魂跟着，无人言嫁，无人敢娶。
这是“节烈”的最早发端。
寡妇再嫁被视作失节，宋代以后成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因此寡妇再嫁往往要用哭来表示向前夫谢罪。
祥林嫂为赎再嫁之罪而倾其所有去捐门槛，仍旧洗刷不掉“不干不净”的罪名，她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带着有无灵魂有无地狱的疑虑走向死亡。
祥林嫂是被迫再嫁的，但再嫁的罪名却要她承担；她反抗再嫁是那样出格，却是“从一而终”的贞操观使然；鲁镇人说起她的罪孽又是那样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
“社会的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她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鲁迅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西方人认为人死后肉体毁灭灵魂升天堂。
中国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仍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在祭祀中与活人连在一起。
所以，事死如事生，丧事中种种规矩之隆重，之持久，之繁琐，与生时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与此相关，直言死亡在我国从来被视作禁忌，古代圣贤对死往往采取回避言死的态度。
古代礼制中，人死不能言其死，得“崩”、“薨”、“卒”等指代。
鲁迅小说中也有回避说“死”的，《祝福》中“死”一词被替换成“老了”，从一个侧面渲染了鲁镇浓重的礼法氛围与民俗环境，有效深化了悲剧意义。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样都有丧夫失子的不幸。
有关单四嫂子失子之痛的描写别具匠心意味深长。
单四嫂子悲剧的沉痛性，在于她的失子之痛是无法诉说无法倾吐。
人们关心的不是失子之后痛不欲生的单四嫂子，而是一整套繁琐的丧葬仪式。
他们介入宝儿葬礼事务，恐怕不只为了享受晚餐，还在于要尽礼法的责任。
单四嫂子对儿子的最后爱心同样表现在不折不扣地施行丧葬仪式。
“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一一都放在枕头边。
”就连挑剔的王九妈“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在这里，重视封建礼仪，讲究循规蹈矩，远远超过了人的情感需求。
小说异常突出的揭示了礼教对人情感的强烈压抑无形折磨。
《药》中母亲为儿子上坟的场面确如作者所说很有一点“阴冷”与“鬼气”。
华大妈“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夏四奶奶重复了几乎一样的上坟程序，心念所系却是“坟顶那一圈红白的花”是儿子显灵要她知道。
做法想法虽然迷信，生者与死者的这种联系方式在民间却相当普遍。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另有深意。
现代知识分子在批判旧时代中塑造自己，而传统也存在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中，没有哪一时代的文化环境像五四前后那样不一致，以至于两代人不得不为了各自的信仰切割着千百年沿袭下来的血缘感情。
然而决裂并非易事，年轻的挑战者面对的是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传统，于是使有了吕纬甫与魏连殳的悲剧。
吕纬甫奉母命不辞千里辛劳回乡为夭折的小兄弟迁葬。
掘开墓穴尽管什么也没有了，他仍煞有介事一丝不苟地按规矩做完迁葬的一应事项。
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中突出了人物一个“情”字，而这“情”没有离开“理”，是靠血缘关系维系的。
这是一个感情负载太重、礼法观念太深的人，他只有先骗骗自己，求得心的平静，才能再去骗骗母亲，使她为之心安。
魏连殳是主张家庭应该破坏的，但又有尽孝道。
他在理论上曾经偏激得很，而行动又似乎是“孝”的卫道士。
他对家族制度非常反感，认为非嫡亲的祖母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因没有生育受到蔑视与欺凌，但对他和他的父亲又有养育之恩，所以他对祖母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祖母去世后，人们担心他会改变传统的丧葬仪式，想不到他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世俗的安排。
吕纬甫、魏连殳由此激进到颓唐的人生道路，特点是在“迁葬”和“丧事”问题上，反映了个人心理被社会群体意识同化的蜕变过程。
封建传统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数群众”的面目出现的。
他们陷入了“无物之阵”，找不着敌人在哪里，看不见出路在何方。
他们断送掉的不仅仅是某些物质的东西，还有自己的青春连同自己的理想。
再看另外几篇作品。
《风波》中七斤进城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
因积怨赵七爷到处放风“没有辫子，该当何罪”，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同样原因有的村人兴灾乐祸地咒其死;七斤嫂怕受连累一口一声“死尸”骂个不停。
人与人关系表面蒙着礼法外衣，其中却潜隐着怨毒与憎恨。
《弟兄》中沛君与靖甫的“怡怡之家”口碑很好，其实不然。
一旦靖甫可能得了不治之症，沛君潜意识中“恶”的一面便开始作崇。
梦中沛君忙着为病故的弟弟收殓，得到人们的“交口赞颂”。
却又对侄儿大打出手，得他哭着“跳在神堂上”。
“神堂”下居然发生这种事，很有点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