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中忧患意识及思想根源王国青内容提要：“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已具有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带有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强发展的精神动力所在。
而他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忧患意识人民思想爱国主义儒家思想一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儿子，而且是那个时代的镜子。
诗人杜甫以他赤子的思想深切地忧虑着他的社会，以他深刻的笔触提示着灾难深重的人民的痛苦。
一部杜诗，既是他的一部自传，也是他所生长的时代的忠实记录，这主要是由于杜甫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入的社会实践，因此，他能用他那敏锐的诗笔灵活地画出一系列连续的、全民性的、全国性的图画。
无论是安史之乱之前的，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件，杜甫都一一记录在案，用历史的形式展示了人民的血泪，就像一个替天下苍生受难的神祗向上帝细细倾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心愿。
从天宝五年到十四年，杜甫在长安困居了十年，历经苦难才担任了率府参军这样一个微小官职，但生活依然拮据，就连寄遇在奉先的儿子也被子饿死。
正是这种遭遇，使他感到悲愤，发出：“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的感叹，也正是这样的生活使他正视现实，更加关注社会。
他不仅感叹自己，而且更加深刻的感到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痛苦。
754年触感于扶风太守事件，杜甫写出了《秋雨叹三首》既讽刺杨国忠，又对人民给予极大同情，自此，他的忧民意识如江河开闸，源源而流，并与日俱与时俱进，日益深沉，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出塞五首》、《丽人行》、《兵车行》等为人民所歌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面揭露“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
”（《兵车行》）的罪恶；一面发出“引古惜兴亡”的呼吁。
（一）厌恶战争，向往和平，关心农民是杜甫忧民思想的主要方面。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行》。
连年战争，边界笛声幽咽凄凉，士兵草木皆兵，心中充满了恐惧的厌恶。
诗人这是警示人们：征役之苦，烽火之灾，劝君莫忘。
提醒人们战争之后不能忘记战争之苦，要守住和平。
对于农业，诗人提倡重视农业，及时耕种，遵守传统的“牛得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封建农业主张。
同时又寄时代以“安得壮士挽长河，洗尽兵甲长不用”（《洗兵行》）的梦想。
诗人无论是说战争，还是讲农事都饱含了真挚的情感。
“情”是杜诗的灵魂。
他在《夏夜叹》因苦热而“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
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
而《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贪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更是以朴实的语言流露真实情感。
吴郎是杜甫的亲戚，他借杜瀼西草堂寄居，故有此诗。
恤贫之心溢于言表。
清人黄生认为：“杜公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处，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岂有他人快乐是一副肚肠，作一种说话;愁闷是一副肚肠，又作一种说话耶！总之，他人无所不假，杜公无所不真耳。
人假，故其诗亦假。
人真，故其诗亦真。
”（《杜诗说》）不错，杜诗的真与他的为人及关心民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把人民的痛苦看成是自身的痛苦，使自己的一切情感，无论是同情还是愤怒都自然而真切的流露出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痛恨，一句痛惜使他的人道主义情感完全流露出来。
（二）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不仅表现对人民的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赤子的忧虑。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地区漫延到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
诗人与祸乱相始终。
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白骨平原，茺烟蔓草，残酷的现实及痛苦的煎熬使诗人的写作题材更为广泛，观察反映问题更为深刻。
“焉得一万人，疾趋塞芦子。
”（《塞芦子》），“谁能叫帝阍, 胡行速如鬼!”（《塞芦子》）身陷贼营，心忧天下，担心军身。
在这种极端忧虑和悲愤下竟致愤怒成疾，头发全白，“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恐怕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就是杜甫精神的确切写照？他一面鼓励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动员后方人民同赴国难.“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一面揭露兵役的黑暗, “眼枯即冗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另外在军事上他反对大量向回纥借兵.事实上,不久之后仆固怀思引回纥叶蕃入寇之事也证实了杜甫建议的正确性.唐后期不断受到回纥干扰,一想到“戍马关山上”诗人便不觉“凭轩涕泗流”了.杜甫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并没能使他成为具有文武才能的将相,相反却使他更深入生活,接近人民,体察苦难,用一篇篇爱国主义诗篇来反映他的忧患.“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中”(<<谒先主庙>>)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他在回河南路上所写的<<三吏>、《三别》都反映的时代的点滴，即便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他依然用他坚实的笔写出了《遣遇》、《客从》、《宿花百戍》等名篇。
把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概括成五个字“索钱多门户”。
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概括成五个字：丧多死多门。
以那种“穷年忧黎元”的人格至死都对祖国和人民表示着关心。
杜甫这种悲天悯人的人生态度带有深厚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用戒慎恐惧心理和沉潜的思索来观察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是沉潜厚重而富有理智的精神状态，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对后代文人有很大影响。
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表”。
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府首甘为孺子牛”，成为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和凝聚力产生的基础。
二杜甫的这些思想，是有深厚的儒家思想根源的。
儒家学说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但唐代士大夫多崇信道教和佛教，而不完全统一于儒家思想。
如李白“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
”也有人说杜甫是儒道两家兼而有之，因自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唐尧真自圣，野者复何知”等超越于尘世的思想。
又曾说过“儒冠多误身”。
但纵观他的一生，其家庭给予了他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他所反对的是传统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有损于人民利益的儒学，却继承了儒家学说中的经世致用等进步思想。
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在其诗歌中也往往以儒生自命。
如“乾坤一腐儒”，“儒生才能无成”，“于弋送老儒”等等。
他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其实就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体现自身价值，杜甫没有屈原的浪漫，也没有李白的飘逸。
他只是道守儒学倾慕先贤、热爱祖国、投心政治、关心人民。
儒家思想虽然属于封建体系，并要两汉后一贯地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它那种主张“出世”和“有为”的积极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人生抱有积极态度。
尤其对杜甫有深远影响。
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性使他能够经常正视现实。
杜甫来长安寻求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机会，却处处碰壁。
李林甫、杨国忠不要“再使风伤淳”而是加紧剥削。
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他的理想。
儒学主张“遵王”和“忠君”，但同时主张“节用爱民”，反对暴君“独夫”，反对过分剥削；主张和平，反对侵略战争。
同时在个人修养上，主张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这些具有进步性的思想，被杜甫所接受并坚决恪守。
他深入群众，以民为本，反映人民的疾苦，反对暴力战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
他没有高官厚禄，但一是国家危亡，他那“葵藿倾太阳”的本性总要暴发出来，以致“穷年忧黎元”的爱国主义真情缓缓流露，而不是单纯的忠君思想。
杜甫具备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愿，但在长期的苦难与奋斗中，他逐渐突破了个人限制，把自己的生命融注于民族的命运中。
无论自己处于何种困境之下，都挺起坚强的胸膛，拿锐利的笔，用执着的心和现实做斗争，为百姓呐喊。
如同鲁迅的文章一样，他的文章成了宋代的一面旗帜，他杠起“爱国”的大旗“临危莫爱身”（《奉赠严公入朝》）。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一思想深深根植于杜甫心中。
“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甚至秋收时收筑场还关心蚂蚁的生命“筑场憐蚁穴”（《暂往白帝复还东屯》）。
“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瞅啾。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
”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了天下苍生，只要祖国安定，人民乐业，弱小无欺，作者愿以心血慰孤愁，也许他生来就为民族所造就，他的诗是民族的诗。
《新安吏》安抚从军的男儿，不要过于悲伤，主帅是能体恤士兵的，《谙吴吏》是痛惜歌舒翰的失败“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石壕吏》则描述兵役之惨重，役及老妇。
《新安吏》则因兵役之繁重而使新婚夫妇分离，真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同样的感受。
《垂老别》在“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情况下，“何乡为乐土”，只有“投林出门去”了。
《无家别》叹“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老百姓已经无家可归，谁使为之？统治者的罪恶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胸怀济世安民理想的杜甫所不能接受的。
“民本国邦”，他把古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反映。
参考资料：《杜甫研究》（肖涤非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１）《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１２）《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