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文093班09321103金香莲从文艺复兴经古典主义到启蒙主义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一、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从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被人们称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
应该说，笼统地将这一时期称为“文艺复兴”，无论是狭义地理解为文学艺术的复兴，还是广义地理解为学术与艺术的复兴，并不准确、全面。
首先，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转型，并不只限于学术与艺术这一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到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的变革。
其次，这一时期的变革，并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再生，而是以复兴古典学术为动力和契机，并在此口号下对中世纪专制、愚昧、迷信、落后的思想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冲击和变革。
这是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起点，是一个崭新的“现代性”逐步走向历史前台的历史性跨越。
不过，这一历史时期呈现在历史表层的最为显著、突出的时代征候，的确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学术与艺术为标志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解放运动。
所以，“文艺复兴”便被人们作为表征这一历史时期的词语而广泛使用。
在文艺复兴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和艺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成为时代的先锋和代表。
其中，文学（诗歌、小说、戏剧）更是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仅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便诞生了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这样三位文学巨人和人文主义先驱。
后来，在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则分别出现了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一大批人文主义文学巨匠。
在人文主义文学空前繁荣的同时，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与文学创造的伟大实践交相辉映，成为中世纪文学理论向现代文学理论演变的一个关键性的过渡与中介环节。
但丁（Alighie Dante）这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创作了《神曲》这一不朽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文学理论上成为该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文论著作有两篇：一篇是《致斯加拉亲王书》（1319年）；另一篇是《论俗语》。
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真正属于文学理论的命题。
一是提出了“诗为寓言”说，讨论了诗歌与寓言的关系问题；一是大力倡导文学创作应使用“俗语”，探讨了文学应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
薄伽丘也从多角度、多侧面地论证了诗即神学、神学即诗的命题。
尽管从今天看来，他没有论及他那个时代诗歌所体现的世俗精神、人文主义色彩与宗教神学内在的尖锐对立，以及文学与神学之间其他种种区别，然而，在那个时代，如此周详地论证诗与神学的一致，将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价值天平上抬高到与神学相等的价值层次，无异于石破天惊的理论言说。
这一点，对于近代世俗精神、人文主义最终战胜中世纪至高无上的神学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
文艺复兴时期，不只是文学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造型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
特别是到了16世纪，在意大利，绘画、雕刻方面的成就及影响甚至远大于文学领域，诞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三杰”。
在中世纪，象诗歌和音乐，虽然受到宗教神学的攻击与贬低，不能与神学相提并论，但仍得以包括到七种“自由艺术”的体系。
但是，像绘画、雕塑、建筑这些造型艺术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恩宠”，只能被归入地位更为卑下的“机械艺术”的行列，与制鞋、烹饪等放在同一系列。
文艺复兴时代，特别是到了15和16世纪，以空间为存在方式、以视觉为感知途径的造型艺术的繁盛，使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的造型艺术理论，主要有三大主题。
一是将绘画、雕塑和建筑从以往的“机械艺术”中分离出来，将它提升到“自由艺术”的地位上；二是将绘画等造型艺术视为一种科学。
我们知道，为造型艺术争取“自由艺术”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为它争取“科学”的地位。
因为中世纪的“七种自由艺术”，与其说是艺术的分类体系，勿宁说更是科学的分类体系；三是对造型艺术与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及音乐进行比较，并对绘画与雕塑、建筑进行相互比较。
在进行造型艺术与诗歌的比较中，涉及到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当时的造型艺术理论，以绘画理论成就最大。
达·芬奇认为，诗歌诉诸人的想象，而绘画诉诸人的视觉。
靠想象来接受的诗歌，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文学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文学的人文主义主题和描写对象上人的世俗生活等内容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学的语言、体裁、技法等形式方面。
其中，发生在叙事诗及戏剧体裁上的革新最引人瞩目。
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体裁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引起了一些固守传统的人的批评，也激发起一些理论家对它们的热情辩护，从而在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形成了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最早一次的“古今之争”。
在17世纪，法国围绕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古典主义，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古今之争”，古派以布瓦洛为领袖；今派以贝洛勒和圣·艾弗蒙为代表。
出现于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的“古今之争”，成为后来的“古今之争”的一次预演。
在这次“古今之争”中，保守派的代表是上一节谈到的明屠尔诺，革新派的代表是钦提奥。
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文学创作是应该固守古典时代制定的创作律条，还是应根据时代生活的变迁及文学创作与欣赏趣味的变化在内容及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
争论的焦点则是围绕着新文体的出现而展开的。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激情。
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对科学和地理的发现，导致了对人的发现，这足以驱散中世纪的阴霾。
从整体上讲，这是个创造和实践的年代，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相继问世。
繁荣的创作实践带来的是更清醒、更深入的理论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在语言观、真实论上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创见，在文学的社会功用论上也一反中世纪的陈说。
文学获得了它独有的地位与尊严，甚至被认为有“几分神圣的性质”。
在方法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关注文学实践和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或艺术门类进行区分来认识文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
二、古典主义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17世纪，随着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在法国兴起并迅速传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思想和文化现象得到一次冷静的反思与批判。
唯理主义的核心是崇尚理性，崇尚普遍性与一致性。
它带来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通过对“天赋良知”、“普遍人性”的追寻和探讨辨别是非。
这种思潮反映到文学理论上来，便是新古典主义。
17、18世纪文学理论的历程就是新古典主义由兴到衰的过程。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期。
在这个时期里，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思想，遭到一次严肃的清算和反思，有的被过滤掉，有的则被继承和发展。
在很多次“破”与“立”之后，出现了一批足以影响其后几个世纪的理论家，20世纪文学理论的空前繁荣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精神源头。
具体地说，新古典主义的兴衰经历的是这样一个历程：起初，新古典主义作为对文艺复兴时期某些过激思想和创作实践矫正的一种思潮在法国兴起，并与当时社会政治需要遥相呼应。
随后，新古典主义传到英国、德国，并在欧洲各国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就，同时根据各国文学的实际呈现出许多形态。
接着，便是概念化和教条化使其失去以往的针对性、开放性，走向僵硬，被英国感伤主义、法国和德国的启蒙主义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超越和取代。
文学理论从此又开启一个新的境界。
布瓦洛（N . Boileau）是我们了解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钥匙。
在布瓦洛之前，法国已经有许多新古典主义作家在探索文学创作的规则，甚至在写作中间心甘情愿地为某些规则作出让步。
但是，这些探索始终是零散和模糊的，直到布瓦洛《诗的艺术》的出现，才明确提出文学创作要以理性为指导。
《诗的艺术》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总结和法典，它分四章，第一章确立理性原则，第二章分析戏剧史诗之外的各种次要文体，第三章分析主要的诗体，即悲剧、史诗和喜剧，第四章是关于理性和品格的一些忠告。
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诗的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的思想包括以下几点：1. 重视理性。
2. 重视艺术因素。
3. “自然”和“类型”。
4. 关于摹仿古人作品。
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在本·琼生（Ben Johnson）那里已经初见端倪，经过约翰·屈莱顿(John Drydon)、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撒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人的阐发和总结，在文坛确立了权威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与法国新古典主义在精神前提上有很大的相通性，许多理论都是从法国引进的。
但是，由于英国有其特定的文学气质，尤其是有莎士比亚留下来的伟大文学传统，所以，英国的新古典主义比法国要灵活得多，宽容得多。
法国新古典主义看似神圣的教条在这里出现了松动。
古典主义在英国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就，形成了其既符合本民族文学状况又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呼应的理论体系，但是，其中也躁动着许多不安的东西，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理论不可能长久地在法国人预设的精神轨道上发展，相反，它与后者越走越远。
何况，新古典主义教条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论惰性也使得这一派文学理论不可能与文学实践始终同步。
18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值笛福之后小说“兴起”的年代，一大批有着高雅艺术品位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出现了。
这一方面增大了对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也包括诗歌）的需求量，使作者可以通过版税养家糊口，而不必通过将作品献给某个王公贵族以求得赞助；另一方面，读者的趣味也大大地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这带给文学一个转变的奇迹和发展的契机。
随着一种与新古典主义大异其趣的文学实践——感伤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以感伤主义文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也应运而生，新古典主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并最终被超越。
当布瓦洛提出的“理性”原则成为被人诟病的东西后，如果说英国感伤主义是以在文学理论中强调“感性”来批判和超越它，那么，法国和德国的启蒙主义则是以一种新的“理性”来代替它。
这种新的理性以人为中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旨归，以自然规律为人的行为准则。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以“一种简易便行的方法”就摆脱了宗教。
在这种新理性的烛照下，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诞生。
这是一个造就大师的年代。
我们在这一节打算介绍狄德罗、莱辛、维柯三位大的思想家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从中管窥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走势。
三、启蒙主义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当布瓦洛提出的“理性”原则成为被人诟病的东西后，如果说英国感伤主义是以在文学理论中强调“感性”来批判和超越它，那么，法国和德国的启蒙主义则是以一种新的“理性”来代替它。
这种新的理性以人为中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旨归，以自然规律为人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