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后的调侃：九大改革（选修一）1梭伦改革（1）梭伦改革堪称九大改革中的经典之作，是一次最具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可以作为后世改革学习的一个范本，改革者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与时俱进的改革内容、睿智的中庸策略，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他在改革中运用中庸原则协调平民与贵族矛盾，既改善了平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又保护了贵族的一些政治特权。

可以说这是一次最为稳妥的渐进式的改革，他一边强力推行改革政策和措施，一边又极力让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在稳定中改革与发展。

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以说降到了最低程度，我们应该加大对梭伦改革的研究和运用，让咱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能像梭伦改革一样在中庸原则下落不明稳步前行。

（2）我们不能用现代价值观来理解梭伦改革中确立的财产等级制度（按照财产多少将全体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享受不同等级的权力分配），不要过多去谴责梭伦改革中按财产多少来分配权力的做法，它不是以一种新的不平等去替代旧的不平等，或批评他违背了人文主义精神。

其实，对这项内容的理解，我们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它的进步意义。

当时雅典社会状况是工商业发达，殖民扩张活跃，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崛起，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分享政治权力，按财产多少分配权力比世袭权力更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适价值，它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开通了道路，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和氏族制度残余，削弱了政治权力中的血缘关系，扩大了雅典奴隶制统治的基础。

（3）梭伦改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把雅典引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更主要的是在于它的启发和影响雅典后世改革，梭伦改革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管了几百年，让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改革都是在继续前者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梭伦向血缘政治发起了挑战，克里斯梯尼进一步削弱血缘政治，用十个地域部落取代了四个血缘部落，伯利克里取消高级官员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保障了平民中下层参政权利。

梭伦让雅典走上了民主道路，克利斯梯尼让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伯利克里让其达到辉煌阶段。

几代人的改革与努力，一脉相承，努力做着同一件事，成就了民主政治的典范。

（4）教材和资料上都认为：“中庸的原则使得改革不彻底，财产等级制度限制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民主仅是奴隶国家内部少数公民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奴隶没有公民权”。

对于上述评价，我们不敢敬同，什么叫不彻底（或称局限性）？它的标准是什么？任何一件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要完成了当时历史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就可以是完美结局，我们后人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或思维及价值观去苛求于他们。

梭伦改革历史使命即是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格局，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创造机会和条件，为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础。

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就没有什么历史局限性，。

我们不能为了机械套用“一分为二”而去找玩弄历史，或者苛求于古人；更不能给历史使命强加现代意识和现代任务。

中庸式的改革是最值得提倡的改革方式，是社会成本最少也是最稳妥的改革方式，它对当时乃至后世所产生的价值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些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可能达到的历史局限性来挑刺一个好的改革手段与方式，这种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必须要克服的。

以财产的多少分享政治权力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兴工商业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梭伦改革应该要完成的任务和历史责任。

至于要不要给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则不是梭伦改革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做了，我们要肯定，他没有做，我们也不能去批评他，或说他有局限性。

我们不能硬性要求他去完成一个不是他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给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也是等同于没有。

因为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平民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不是上级领导领导硬性规定或钦定的话，平民能真正通过激烈的竞选进入政权高级管理层的几乎没有先例。

一个政权高级管理人可以是平民出身，但他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一定不能平民化，只有当他成为不平凡的人时，他才有机会去竞选国家高级管理机会。

即便是现代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虽然给了平民机会，但还没有一个真在的平民进入了国家度高级管理层，一个连现代民主都不能做到的东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做到呢？梭伦改革后伯利克里的改革取消了高级官职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让平民有机会并通过轮蕃而治和抽签的方式实现了参与国家高级管理。

但它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多数人暴政也由此出现，在一个号称最民主和思想最自由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以思想罪处死了一个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悲剧。

所以，我们不能把是否满足平民参与国家高级管理的要求来评判改革的是否具有局限性。

2商鞅变法（1）法家是中国历代改革的理论渊源和指导思想，但法家推行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却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在改革的速度上犯左倾错误，急燥冒进。

喜欢一步到位，象孙中山一样毕其功于一役，缺乏水滴石穿和井冈山长期斗争精神，如同中学生早恋摘青苹果，味道只能是苦苦的、涩涩的、酸酸的。

二是改革手段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改革的人，据史实记载，商鞅一天就曾有处死过反对变法七百多人的记录，人为地激化了改革中的矛盾与斗争，使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更加地你死我活化。

三是为了改革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和牺牲式的改革精神不值得提倡，同归于尽很容易把大家都拖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不善于保护自己生命的改革者严格说来是对改革的不负责任。

商鞅的残忍、王安石的三不精神都是如此。

（2）商鞅变法在时机选择上是非常成功的，当时秦帝国地处鸟不拉屎的西部地区，属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当时周天子也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综合国力和GDP在诸侯国中排名倒数几位，许多诸侯国都看不起秦国。

秦孝公感到十分郁闷，商鞅正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时机，适时向秦孝公提出了先富国强兵、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后向东方发展、以扬威于各诸侯国、成就帝王霸业的宏伟规划，这项计划深深打动了秦孝公，让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改革的胜利。

（3）商鞅变法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诚信，商鞅以信取悦于民，以信使民，为信行法。

诚信从变法开始，以至后来诚信天下。

赏金五十两搬木头去城南，虽然是那时最昂贵的运输费；但却是变法诚信的开端。

诚信成了商鞅手中的品牌，太子和他的老师反对变法，同样受到处罚。

至此，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规制度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客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能够取信于民，“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4）商鞅的车裂之死，让我们在悲愤之余不得不思考改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改革者不仅要长于推进改革，而且还要善于保护自己的小命，珍爱上天给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

改革需要义无反顾，但也不需要献身，生命诚可贵，国家价更高，若为改革故，两者不可抛。

有效保护好自己的小命是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最佳动力，是对社会的倘大贡献。

商鞅之死，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悲而不壮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其一改革方式可以学习学习梭伦改革的中庸式方法，完全可以不用激进式。

激进式的改革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很容易造成在弯道或转轨时由于车速太快而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

其二是变法者本人不能为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方式。

有时候要机智地妥协和让步，或适当补偿；走渐进式的道路，过程不能快过当时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从容易处入手（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一样），逐步深化。

其三不要做一个谭嗣同式的改革傻蛋（中国改革要流血就从我开始吧），改革一定要触及雷区。

但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以炸死或炸伤为代价。

关键是我们要找一条绕行雷区的改革之路，既能有效推行改革措施，又能平缓各种矛盾，让改革者生命无忧。

如果当年商鞅变法能先从重农抑商、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即也从农村起步）、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对待贵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时间的流逝来逐步取消他们的特权。

倘若如此，商鞅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壮烈了，秦国的改革也许会持续更长时间，中国统一时间也有可能提早。

3北魏孝文帝改革（1）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的策略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像后来王安石变法一样，不顾一切社会条件和人事条件去强制推行。

而是大玩技巧和曲径通幽，迂回取直，在摆脱改革反对派的的围追堵截上来了个毛泽东一样的四渡赤水，非常巧妙地让反对派乖乖就范、别无选择地朝着改革预定的目标前进。

当时孝文帝深知，要想北魏强大，就必须全盘汉化，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就必须把首都迁到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洛阳，否则改革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直接提出迁都要求必然会遭到保守派前所未有的强硬阻挠，于是，孝文帝运用了“二难”原理（如同我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牧师只能是一种回答可以），设置了一个在保守派看来比迁都更为可怕更为严重的事，并要求他们举家跟随孝文帝南征。

时逢秋雨和冰冻灾害，一路上是疲乏困冻，前秦淝水之败言犹在耳，战争无异于让他们全家去送死，于是他们在途中再三阻谏孝文帝南征。

孝文帝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假惺惺地说，不南征？我们又不可能再回老家，我们就近安置，在洛阳安定下来吧！一条妙计让孝文帝顺利完成了迁都的艰巨任务。

孝文帝迁都一事有四点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一是预先估计到了做成这件事的难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是当我们做事遇到巨大阻力时，特别要注意做事的策略，迂回取值，走弓背路线，注意时间和策略上的绝妙配合。

三是设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死胡同，并假力强制推行，让反对派去尽情反对，巧妙释放他们的反对情绪，转移他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在反对假想敌中耗个身心疲倦，最后让他们自己在两害相刑取其轻，走上改革者预先设定好的道路。

四是利用“百步大王”这一人性的弱点，让反对派离开他们的根据地，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和出国考察定居等方式把他们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逐步消融反对的声音。

4王安石变法（1）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国富民富，这是最理想的的社会状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此种类型。

二是国富民穷，咱中国目前还处在这个阶段。

三是国穷民富。

四是国穷民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贫穷社会主义，以穷为荣。

咱们要复习的王安石变法所处的宋朝就是第三种类型国穷民富的典型样本，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为什么是富国强兵。

（2）宋太祖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开了一剂好中药，但同时也给宋代带来了较大的药物后遗症，即三冗两积和国穷兵弱。

因为宋代自立国起，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政策，不抑兼并，不反垄断，时人可以放量购买或兼并土地；为消除地方对中央、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分散权力、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成为宋太祖手里的绝招，原来一人能做的事现在分给好多人做了，科级及享受科级待遇的，部级及享受部级待遇的多不胜数，吃财政饭的官员将兵如同亿万蚂蚁啃一头牛，几分钟就可以啃得只剩骨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