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方言区“嗲”词汇的形成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吴方言，又称吴语、吴越语、江南话、江浙话、浙江话，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
它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距今已有约2600多年的时间。
“嗲”是吴方言区最具代表性的词，由它衍生出的词汇独具特色。
如上海和无锡方言中的“嗲声嗲气”、“嗲得很”、“侬嗲啥”，常州方言中的“做嗲”、“就嗲”、“嗲个”、“嗲事体”……简单的“嗲”渗透出来的却是吴越人民的赖以生存的吴文化，“嗲”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甚至有向全球蔓延的趋势。
笔者将从“嗲”的源头讲起，讲述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嗲”词汇的形成的原因分析，从而揭示出它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一、“嗲”的起源与发展
在“嗲”的起源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认为它源于苏州，有人认为它源于上海，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源于常州。
在这里笔者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它源于常州。
而常州话中的“嗲”最多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与北方话中的“啥”意思相近。
据一些专家学者考证，近人说常州话的“嗲”本字就是古汉语里的疑问词“底”。
“底”作“什么”古已有之，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俗谓何物为底”；赵翼《陔余丛考》四三：“江南俗语何物为底物，何事为底事，唐以来已入诗词中。
”可见“底”作为“什么”的通俗意义早已流入民间，诗文里也常用。
《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子夜四时歌秋歌十三》“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北史·艺术传·徐之才》：“之才谓坐者曰：‘箇人讳底？’”；杜牧《春末题池州弄水亭》诗：“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白居易《放言诗》：“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宋范成大《双燕诗》：“底处双飞燕，衔泥上药栏。
”清代吴伟业《满江红·蒜山怀古》词：“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
像《子夜四时歌》正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冯沅君在《吴歌声中几个字》中写到“底”，“不独可以作为疑问形容词，也可作疑问代名词，吴声歌中的‘底’大都属于后者”。
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里收集的常州民歌里《嘭嘭嘭》唱：“嘭嘭嘭，做刁得？磨竹刃；做刁得？劈蔑蔑。
做刁得？箍蒸笼。
做刁得？做花花团子。
做刁得？娘家去。
娘家那块？娘家天上……”，此处“刁”与“底”所指相同，也表明表示疑问的代词“底”在常州话里读音接近“刁”，现在通常写为了“嗲”。
其实这个代词不只常州人讲，周边甚至江北一些地方都说，如宜兴讲“底个”，丹阳说“底告”，靖江称“底高”,而吕墅就讲“嗲”，发音与常州话非常接近。
溧阳、金坛也发类似的音，龚自珍在《金坛方言小记》中说：“问词曰爹。
问何所作曰作爹特。
问何等物也曰爹东西。
”
如此看来，“嗲”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词，还是有点文化“底”蕴的词。
二、“嗲”的现代意思
“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演变，已由一种意思演变出四种主要意思。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其中对“嗲”的解释只有两个：一是形容撒娇的声音或姿态，如“嗲声嗲气”、“嗲得很”。
二是好或者优异的意思。
如“味道蛮嗲”；“这件衣服老嗲的，”就是说这件衣服非常时尚，很好。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常州方言中的表示“什么”的“嗲”。
在常州方言中，“嗲”仍然是典型词汇，作为使用频率极高且发音非常特别的一个疑问代词，例如：“嗲人”、“嗲事体”（什么事）、“嗲辰光”（什么时候）、“嗲地方”（什么地方）、“嗲东西”（什么东西）、“嗲格”（什么）、“嗲家”（什么）、“有嗲”（有什么）、“呒嗲”（没有什么）、“讲点嗲”（讲点什么）……所以“嗲”的第三种意思是“什么”。
第四种意思是自以为优越而表现出得意或傲慢的样子，这是上海方言特有的，如“侬嗲啥”（你得意什么）。
三、“嗲”词汇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嗲”词汇的形成与发展与它生长的土地密切相关。
无论是所谓的吴越文化、海派文化，还是为后人所道的长三角文化，都彰显出“嗲”与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水文化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吴越大部分领土属江南地区，这里的人们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水”的影响使他们与生俱来一种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
水是江南的灵魂。
水给人的直接影响就是柔，《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在这里最具典型。
江南的百姓生于水边，长于水边，与水相融通，逐渐性格之中便孕育出水清澈、柔和的特质。
江南的女子给人一种清秀的感觉，类似于戴望舒笔下“丁香一样的姑娘”。
“嗲”正好契合了这种特质，就像上海方言中的“嗲妹妹”，这种女子具有水的含蓄委婉、缠绵悱恻的特点。
老子云:“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所以水除了柔之外，还有一种与世无争的精神境界。
江南的水滋养着淳朴的人们，培育出他们聪颖灵慧的特质。
“嗲”文化最先由江南人兴起，其天生具备“嗲”的条件，故能表现得自然大方，后天想变得“嗲”的人就必须靠智慧去运用，同时要学会适可而止。
我们一般说一个女人“嗲”是褒义，说一个女人“发嗲”是贬义。
因为“嗲”是从里而外的焕发，“发嗲”就是像吹气球一样吹出来的。
“发嗲”与“嗲”的关系，类似于东施效颦。
“嗲”，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娇媚、温柔、情趣、谈吐、姿态、出身、学历、技巧等等，其中既有小姑娘的撒娇弄俏，也有大姑娘的忸作态等一系列显示女性柔弱娇媚的魅力的举止，包含有很多不可触摸的因素在其中。
不自然地表达或者过度的表现都会达到“发嗲”的效果，所以“嗲”的运用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
（二）、生活方式的影响
都说江南是鱼米之乡，这里的人们主要以农耕和舟船生活，这对“嗲”词汇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水稻是江南主要的农作物，农民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敏感、纤细、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而至于舟船，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亢奋和急躁，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松弛、舒展、自在、惬意的心灵，是摆脱桎梏、融于自然后的审美愉悦。
“嗲”词汇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孕育而出，给人的就是一种很柔软、舒适的感觉，通常女性的“嗲”，即撒娇的声音或姿态会有让人全身酥软的感觉，在男性的眼中尤其如此，即便女性犯了错，只要“嗲”些，温柔些，男性通常会不忍心责罚，两人会很快冰释前嫌。
（三）、吴歌的影响
古代的吴越，河道纵横，居民依水而居。
人们出行以渔船为主，渔娘为游客即兴演唱的吴地民歌民谣，即为吴歌。
它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
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
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
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
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里收集的常州民歌里有《红老鸦，水老鸦》：“底叫大人家，朱红板壁大人家。
底叫小人家，芦扉夹夹小人家”；《我妮我妮勿要哭》：“我妮我妮勿要哭，还你三朝有人来；底人？张姑娘，李嫂嫂，河沿底走三桥”……我们知道这里的“底”就是“嗲”的前身，所以大量吴歌的出现，就促成“嗲”的传播，“嗲”为更多非江南人士熟悉，一传十，十传百，“嗲”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
(四)、越剧的影响
越剧，又名绍兴戏，兴盛于上海，中国第二大剧种，中国五大剧种之一。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的戏为主，艺术流派纷呈。
在海外亦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为流传最广之地方剧种。
越剧是老上海人休闲娱乐的第一选择，盛况空前。
而“嗲”词汇如今能传播如此广泛与上海人又很大的关系。
有人说，不说到“嗲”，就没有上海女人的味道。
众所周知，上海女人身上与生俱来一种高贵的气质，因为她们有一种“弄堂文化”，似大家闺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是老上海人却都喜欢听越剧。
不管是生角还是旦角，都有着江南人质朴、委婉细腻的特色，热爱越剧并善于模仿的上海人将越剧在平时生活中唱出来，就形成了一种类似戏曲的话语，唱“旦角”的尤为明显，有一种婉转悠长的美。
很多上海女性渐渐将这种特别的语言常挂在嘴边，就形成了“嗲”，故而“嗲”成为上海女人的一种标志。
古语有云：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
正是这江南水乡，造就了吴越文化以及人文精神。
“嗲”词汇的出现是吴越多方面文化的影响结果，“水文化”、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吴歌、越剧，这些具有吴越特色的文化，都给“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到如今，“嗲”词汇给吴方言区的人们带来的是极具乡音特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非吴方言区的人带来的是一个意
义特殊，发音奇怪的新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模仿中，“嗲”已渐渐趋于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