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高薪养廉的可行性分析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212250 邢毓珠近年来，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一直是我国中央政府的一项工作重点。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推进反腐工作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
高薪养廉作为自古有之的一项反腐制度，至今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在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背景下，高薪养廉这一话题引发了众人的广泛争论。
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高薪养廉制度，特别是在我国的可行性。
一、根源分析1.腐败的原因提到高薪养廉，就不得不讨论提出这一制度的根源——腐败问题。
任何廉政制度的提出都是为了预防或解决国内的腐败问题，一个有效的廉政制度应当是紧密契合其本国的腐败特点及有效改善方向的。
高薪养廉作为廉政制度之一，在正式讨论其可行性之前，要先分析我国腐败的根源及特点。
腐败是与经济人假设分不开的，是“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的行为。
我们可以将国家公职人员看做政治领域内的市场参与者。
假设公职人员腐败的成本为C，收益为R，惩处概率是P，则其腐败的利润则是π=R-P×C。
当π≥0时，则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当π≤0时，则可能放弃腐败行为。
我国腐败的成本低——对于腐败的公职人员而言，其腐败的成本包括四个方面：①预付成本。
即为了取得腐败权预支出去的成本，是腐败收益的底线，即经济意义上的盈亏点。
预付成本的上升，整体腐败的收益曲线上升，腐败程度相应加深。
对于腐败官员而言，阿谀奉承付出的精力、资金与心理损耗是整个腐败过程中体会最为直观的付出，也是利益回收点。
②直接成本。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
通常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字条或伪造账本即可获益，偶尔也需要请客送礼以疏通关节，但相对于后续的收益来看还是相比甚少。
③交易成本。
即腐败分子把权力变成个人财产所要支付的成本。
这一成本的高低与制度漏洞和权力交易市场发育两个因素相关。
现在，权力交易市场发育非常成熟。
交易渠道、价格形成、信息传递都形成了“制度化”流程，所以腐败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是腐败普遍化的另一个原因④机会成本。
当前，我国腐败的机会成本是很少的，有时甚至为零。
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规定发放，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
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将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资金等资源全部花在其本职工作上，收入也基本不会有所增加。
相比于腐败者可控的成本与收益，未知的惩处威胁显然并不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体制不完善，法制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薄弱，腐败机会多。
由于腐败所涉及到的权力网巨大，当前主要关注于高层腐败，相对放松了中低层腐败。
这就使得我国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极低，仅10%左右。
同时，相比于腐败所获得的巨大财权色的满足，对腐败的惩处仅是没收财产投入监狱，惩罚力度相对薄弱。
由此可见P×C的成本很小且易产生很大的侥幸心理，而R又是可提前固定预见的，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使公职人员产生腐败动机的是公职人员的经济理性。
而导致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腐败的成本低和腐败发现的概率偏低惩处力度较小。
2.惩治腐败的必要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行为符合寻租理论：腐败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它仅仅是资源的转移而非再生产增值的过程。
官员的腐败收入可视为从另一些人身上榨取的资源，而这“另一些人”大多是平民百姓，即官僚体制外的人。
腐败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腐败是一种负外部性行为。
而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委托代理成本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时，代理人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甚至监督成本高昂。
因此委托代理成本就包括监督成本，以及源于代理人自利行为而对委托人利益所造成的各种损害等。
从我国国家现状来看，由于我传统的官本位、特权及人身依附思想，国家机关是一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国家工作人员也就貌似占有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他们很容易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具有特权。
官员特权可类似于垄断企业的经济特权。
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这一特权会有助于保障垄断企业的利润，同时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因此，腐败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缺失不满增加，社会效率低。
因而惩处腐败行为是必要的且是当前的重点所在。
二、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与边际生产力联系密切，工人按照自身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获得报酬。
然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厂商不能为工人提供完全与其劳动量相符的合同，也不能对工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工人有不努力工作的诱惑。
为解决这种状况，厂商通常会支付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的工资，从而提高了工人因不努力工作被解雇的成本，也增加了工人做好个人工作的动力。
这种理论被成为效率工资理论。
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事资本使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行业的人获得的工资更多。
他们取得高工资的理由并不是他们更可靠，而是因为偷懒、违约的机会成本太高，从而使道德行为得到了鼓励。
同理，从经济角度来看，当政府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发不出体面的工资给其雇员时，雇员就会拼命争夺任何可以得到的东西以弥补低工资。
许多实证观察都强调指出，公共部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水平就越低。
如在廉洁程度较高的新加坡，部长和其他高层官员的工资水平属于世界最高行列。
然而，如果没有消除某些官员的贪婪，高工资可能导致对更高数额贿赂的要求。
对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①腐败成本＝预付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②预付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被处罚的概率③处罚成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
机会成本则是为了获取某种机会而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薪养廉在预付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腐败的利润。
这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可见高薪制度对于养廉是有效的，它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提高了腐败成本，也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人性本私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帮助腐败的企图。
三、现实应用与反思世界上高薪养廉制度实行的较为成功的是新加坡。
在中国，高薪养廉制度运用的比较好的是香港。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2014年度的公务员薪酬，高层公务员的月薪在调整后将达到近6万元，在福利方面也有免费医疗和住房津贴等。
在香港担任公务员是名符其实的“金饭碗”，香港政府在公务员薪酬安排上的逻辑，正是以足够的薪酬去吸引人才，激励人才，促使人才作为公务员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增加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减弱道德风险，提高政府整体绩效。
不过在香港采用的“高薪+福利+廉政公署”模式下，效率工资与惩罚腐败的力度间存在相关性。
除了高工资外，廉政公署“零容忍”和广泛的调查范围，同样是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地区之一的原因。
但数据显示2003年菲律宾政府雇员的账面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个排名国家中位居倒数；相反，挪威、日本、奥地利等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还及不上社会平均工资，但清廉程度得分却高居前列。
高薪养廉制度要求高薪与廉政同行。
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中国香港还是新加坡，高薪的定薪原则是参照私企，即公务员工资不高于同等水平的私企员工。
保障社会分配公平，不会引起更进一步的收入差距。
而在廉政方面，香港每年投入很大一笔政府支出用于普及廉政教育，同时发动全民监督举报，三院权力分化等措施，保证高薪下的廉政，防止恶性腐败的再度发生。
由此可见菲巴印则恰是做到了高薪，忽视了廉政方面的投入（如权利分化等），由此导致高薪低廉。
四、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早在我国宋朝的时候，就曾实行过高薪养廉制度。
当时官员待遇优越，薪俸极高，一名3品左右的京官年薪就可接近2000两白银。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宋朝的官员出奇的腐败。
其实官员之所以腐败并不是因为薪水不够高，主要原因还是监管力度不够，权力过度集中。
这才使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另一方面，高薪将造成更大的收入差距。
“高薪养廉”的提法，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现在官员们的实际收入水平比起其他普通工薪阶层已经高出不少了，还要实行高薪的话势必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当然，所谓高薪并非要使贪官腐败获得的不法收入合法化，而是给予官员们与其职业特性、个人素质和劳动成本相适应的合理报酬。
但基于我国百姓与政府本就处于敏感状态，由现行4.6的基尼系数来看，高薪将会继续扩大这一系数，从而造成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加深甚至激化。
最重要的是，高薪养廉要起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国家财政富裕，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拿得起钱。
二是被养的官员相对要少，这就需要政府大量裁减冗员，精简机构。
而这两条眼下来看，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短期内也不会有多大改观。
先说经济基础，一说高薪养廉，就和欧美发达国家比，人家的部长拿多少，我们的部长才拿多少，可事实上人家的老百姓拿多少，人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我们的差距有多大。
再不然，就是和新加坡、香港比，而这两个地方的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二三十倍，如果按他们的水平来“养廉”，把我们全国的一年收入都拿来也不够。
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循序渐进。
所以，就我国的国情来看，近期内，是无法给所有官员拿得出足以“养廉”的高薪。
有人说，政策可以活一些，养廉的钱可以多方筹措，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先养起来，比如沿海发达地区和效益好的垄断部门。
如果这个口子一开，那么就会产生有条件的会“养廉”，没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也会创造条件来“养廉”，无非是再变着法子多收费多集资多搜刮就是了，可这又恰恰和“养廉”的目的背道而驰。
且相对于香港新加坡，我国大陆整治范围广、层级多，减少官员只会进一步增加权利的集中度。
在现有较多公职人员的情况下，高薪养廉的机会成本过高，不利实行。
因此，解决我国目前问题的关键不是高薪养廉，而是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打击力度，对腐败行为持续打压，做好长期防治的准备。
五、小结与思考腐败几乎不可能消除，只能建立制度来控制它，高薪养廉政策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从理论上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高薪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并不矛盾，高薪是养廉的手段。
但在推进高薪养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几个问题，比如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国内贫富差距、高薪的确定、高薪为养廉带来的效益以及监督—考核体制与高薪养廉的结合使用。
而在我国大陆，公职人员不可避免的多。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情况下，高薪养廉并不适用。
应当先解决好权力制约、全民监督、精简官员、加强反腐败教育转变官本位思想、加大惩处力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