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学与女性思想的发展学号：K011141141 姓名：邓焯瑜内容摘要：众所周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社会，妇女地位极其低下，“无才便是德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封建社会对女性进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奴化、驯化、愚化。
当然，中国古代不乏能吟诗作画的才女，但女子有才历来被视为“实祸天下之道也”，“妇人识字多淫秽”。
文学史上有许多有才女子，其文学才能不仅无法跨越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获得进入社会场域的身份和资格，与男子一样参加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大事，她们的才情甚至不被鼓励，并被视为逾越妇道和闺阁礼训的祸害淫乱，因而或被禁止或受指责或遭冷遇。
在这样的女性困境里，女性文学是历史境遇里的一个“空白之页”。
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无疑标志着中国女性各种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女性文学秋瑾丁玲萧红张爱玲正文：女性文学，即指女性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女性书写已成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已经开始从文学中分出性别，并定义出“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开始看出文学性别的差异对文学与人生的影响。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女性作家、女性意识、女性主题和女性语体。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社会，妇女地位极其低下，“无才便是德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①，封建社会对女性进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奴化、驯化、愚化。
当然，中国古代不乏能吟诗作画的才女，但女子有才历来被视为“实祸天下之道也”②，“妇人识字多淫秽”③。
文学史上有许多有才女子，其文学才能不仅无法跨越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获得进入社会场域的身份和资格，与男子一样参加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大事，她们的才情甚至不被鼓励，并被视为逾越妇道和闺阁礼训的祸害淫乱，因而或被禁止或受指责或遭冷遇。
在这样的女性困境里，女性文学是历史境遇里的一个“空白之页”。
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无疑标志着中国女性各种意识的觉醒。
女性，从“跪着的、闺房中的女人”转化为“站起来的、面向世界的人”，其成长历史诉说着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演进。
不过，漫长的“跪着的、闺房中的“历史养成了女性的自卑、自抑和从众心理，使她们缺乏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意识。
在戊戌变法中，女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环节被提出和受到重视，可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是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受教育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也是女作家胸襟、见识及文学表现力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转折点。
以戊戌变法为界，近代前期女性文学传统色彩比较浓厚，后期女性文学则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现代意识。
戊戌变法之后，得以呼吸、领略新风气的一些女作家，生活天地和想象空间远比戊戌变法之前的女作家开阔，舍弃家庭远赴日本留学、担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成为女性为民主革命献身第一人的秋瑾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虽然秋瑾的诗词创作仍然是用旧体，但其散文创作已是通篇晓畅易懂的白话文体。
观其作品，不论是旧体的诗词歌赋，还是白话体的演说、发刊词等，多体现了现代女性强烈的爱①《女报》增刊《女论》，1909年9月版，转引《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
②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中转引他人之语，《实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③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版。
国意识、平权意识、强己意识、批判意识、性别意识登自觉意识。
她的作品一扫前期女作家壮志难酬的郁闷，汪洋恣意，大气磅礴，为女性文学史中罕见，成为结束中国古代闺阁文学、开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尤其重要的是，秋瑾的创作直接引领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群的出现，秋瑾因此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人”①，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不是晚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历史时刻，在仁人志士和民众中激发出普遍强烈的舍生救国思想；如果不是维新运动强国保种宗旨下的开启女智、兴办女学、自费或公派女生留学等举措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知识女性；如果不是西风东渐的男女平权思想、女子参加意识、女国民意识；如果不是“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②的个人婚姻不幸；如果不是晚清崇侠尚义的时代风气登诸多因素激活了秋瑾个性中刚烈反抗的一面，不难想象，大家闺秀的她是没有机会“心比男儿烈”地反出夫门、只身东渡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更没有机会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反清社团“光复会”，当然，也就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为革命所以被杀的女性。
如果不是时代与个人的多重因素成就了秋瑾“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的千秋美名，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具有文才武略的才女英雄与秋瑾运命想象一下：秋瑾，既没有李清照的恩爱夫婿，也没用秦良玉威风凛凛的土司丈夫，更没有梁红玉擂响金山战鼓的助夫鸿运；秋瑾的丈夫，只是一个“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③、吃喝嫖赌一应俱全的纨绔子弟，夫妻之间既没有伉俪相得的琴瑟之和，秋瑾也不能仰仗夫婿建功立业。
婚姻不幸红颜才女的秋瑾只能是按捺下十分的刚烈，吟咏出“可怜谢道媪，不嫁鲍参军”④、“却连同调少，感此泪痕多”⑤的所嫁非人长恨深闺的怨妇的悲咽之音。
也许这就是传统礼教之下大家闺秀秋瑾的命运，而不是那个成就秋瑾时代的秋瑾意义——“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⑥，开妇女解放的风气之先。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了一场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各种女报如雨后春笋，仅1902--1912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出版的女子报刊又50余种⑦，这个时期的女权思想，是“西方女权思想学说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的产物，有融合中西的特点。
所谓西，就是强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所谓东，就是把革命与女权联系起来，并成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保证”⑧。
也就是说，清末明初中国女权思想的奠定，其基调是把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是权力与革命的结合。
中国早期女权思想的滥觞，为日后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与“女人的发现”奠定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亦是妇女底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底时代”⑨，更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她们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中国女性的“独立宣言”。
可以说，“做人”与“做女人”，成为“五四”女性的精神觉醒与普遍共识。
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作家群，便诞生①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②秋瑾《精卫石》，《秋瑾集》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秋瑾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秋瑾《谢道媪》，《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秋瑾《思亲兼柬大兄》，《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⑥郑云山、陈德和《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⑦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何黎萍《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三期。
⑨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转引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在这样一个“发现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娜拉语）“发现女人”——“我是我自己的”（子君语）的思想启蒙的伟大时代，时代的强大的冲击波撼裂了沉埋女性千年的历史地心，终于有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遇，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五四”女作家的大量涌现。
陈衡哲、谢冰心、冯沅君、石评梅、丁玲……一串串响亮的名字、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迎着“五四”灿烂的晨光，走出幽暗的历史隧洞，犹如耀眼星群，第一次以群体的星辉，映照着“五四”的天空，为数千年来没有星座的女性，为沉默失声的性别群体，第一次开始摸索寻找自己的定位，第一次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和历代女性文学家相比，“五四”的女性作家是幸运的，她们在一个反叛传统的伟大时代，第一次争得了在创作中言说女性婚恋自由的话语权。
在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五四”女作家首先把话语的批判锋芒对准造成几千年妇女痛苦和不幸的罪恶渊薮——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
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是谁断送了你》《最后的安息》，石评梅的《董二嫂》等小说，以及剧本《这是谁的罪》，懂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扼杀女性身心的罪恶。
1920年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想逐渐为社会解放所代替，局限在个人恋情中的个性主义启蒙中的个性主义启蒙理性显然不符合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阶级解放成为继“五四”以后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1927年——1928年，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阿毛们闯入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丁玲登上文坛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她如何长于表现“五四”女性觉醒的亢奋与失落的苦闷，而在于她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向男权传统全面挑战、胆量最大、突进最深的女性作家，是她第一次向世人敞开了觉醒女性成熟的内心世界。
从走上文坛的那天起，无论在题材上的选择，还是是人物上的塑造，丁玲都以女性为中心，表现出对女性，尤其是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极大关注，揭示出“五四”落潮以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所面临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与悲哀。
短短两年，文坛上掀起一股丁玲风，“好似在这寂寞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①。
中国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严峻的历史时期，一大批走向乡土、走向广大社会的女性作家活跃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谢冰莹、林徽因、萧红等，她们“不再写自己，而是去写更普遍、在当时来说也是更重大的社会群体的生活，这是一个女性生活史，也是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就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独特视角——从妇女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
萧红关注女性命运，直面女性生存困扰的本体性问题。
萧红的视点是乡土文明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负重这自然和社会双重的生存危机，展示了她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身心代价。
“她把自己作为女人所特有的性别经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她对女性生存痛苦的独特感受和深切关怀，既有对生命现象的原生态摹写和体认、选择和拒绝，也有对历史堕力的深沉反思，还有对生存苦难的倔强跋涉。
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成就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女性作家。
”②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淫威下度日的沦陷区文坛，却活跃着一批女作家，涌现出一批成熟①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
诗话》“白采”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的女性作品，掀起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最后一次高峰，“赤裸裸、原生态地还原了女人的情爱欲望、婚姻困惑、生存智慧、性别战争等都市女人所面临的生存现实，使沦陷区女性创作与解放区国统区女性创作相比较，呈现出更加丰富而独特的女性生存体验展示，以及女性视角、女性声音的远离政治化、中心化、模式化的言说方式，表现出自新文学以来女性创作的去神话、世俗化、成熟化、老辣化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