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陈丽华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具款漆器的详尽梳理，根据漆器款识的发展规律，将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各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款识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对漆器的生产和管理制度等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还就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于漆器断代和辨伪的重要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漆器 款识 风格 演变 辨伪我国制漆工艺历史久远，最早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漆器实物，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纵观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历程，可知其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渐臻成熟和完善，主要体现为漆器品种、造型、纹饰和胎质的不断丰富以及工艺技法的不断提高，这些均可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变化、对漆器进行断代与辨伪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在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漆器上常常可以发现一些记录性文字，内容涉及漆器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工序、制作工匠的名姓等，此类文字习称为款识。
它是漆器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等发展成熟的一项标志。
漆器款识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确定漆器产地及其制作年代的依据，同时对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漆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制度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款识作伪通常也是漆器作伪者惯用的手段之一，这无疑给漆器的断代和辨伪带来一定的难度。
因此，除了需要谙熟不同时期漆器的品种、造型、纹饰、胎质、工艺技法等基本特征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外，正确认识和了解不同时期漆器款识的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把握其规律，娴熟于心，更是漆器断代与辨伪的关键所在。
７２一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古代漆器款识最早见于战国漆器。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漆器款识在各个时期形成了具有规律可循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款识内容、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位置等几个方面。
其总的发展演变规律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战国时期，漆器款识字数较少，且多为简单的符号和名姓，私营作坊特点明显，还出现了标明制造地的地方官办作坊的标示。
至西汉，漆器款识内容增多，诸如漆器的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工匠、工序、管理者等，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工官”漆器的长铭文中，还首次出现了以皇帝年号标明制作时间的款识。
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漆器数量骤减，具款的漆器也十分少见，表明漆器生产的回落衰微。
宋元以后，漆器多字长款增多，多用干支标明漆器制作的时间，同时对制作地点以及工匠的名姓或作坊名等也时有记录，私营和官营作坊的款识特点明显。
明清两代，私营作坊制器的人名款和标记等继续沿用，而官办作坊的漆器款识则演变为以署皇帝年号款为其主要特征，表明了漆器的御用性。
从这些款识特点的演变，可见中国漆器工艺的发展由低级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民营到官办、又由官办到皇家御用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
据此，可将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一）战国至秦汉时期战国至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始兴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经济呈现出飞跃发展的形势。
受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工艺美术，包括漆器工艺在内，也得到空前发展，并形成了官营与私营同时并存的格局，从而迎来了漆工艺发展史上的繁荣期。
战国至秦汉漆器款识的特点大体属于同一类型，只是秦汉时期漆器款识的内容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
战国漆器的款识有针划、刀刻、漆书和烙印等几种形式，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私家制作工人的名姓，如湖南长沙北郊杨家湾、四川荥经古城坪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王二”、“王邦”等字样，还有的刻各种符号以及标记，如“工”、“山”、“”、“三”等。
另一类是具有地方性官营作坊特征的款识，多注明漆器制造地。
如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盖内所刻（即“成草”）（图早期墓出土的圆奁盖上所刻“（即“成”）字（图一）二）二字［１］，四川青川出土的战国漆卮、漆奁的烙印戳记文字发现了类似汉代隶书的“成［１］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７３７４［２］。
漆器上所书的“应该是“成造”，即生产于“成”地。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开明九世“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由此可知，“成”应该就是今四川省的成都。
以上款识说明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成都就有可能拥有较大规模的漆器作坊，而且“这些漆器当来自成都的官营手工业”［３］。
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漆卮（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的多字铭文为：“二十九年六月己丑， 乍告、吏丞向、右工市（工师）象，工六人台。
”这件漆器铭文证实了当时已有地方官办的漆器作坊，并设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漆器制成后须刻检验官工师名，已具有明确的责任分工。
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漆器生产已不完全是一家一户的个体作坊生产方式。
以上两类款识标志着战国时期私营漆器作坊和官营漆器作坊并存，这对战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秦汉漆器上的款识较战国时期有所发展，一是文字及符号较以前明显增多，二是所记年代及制造地点等文字内容较战国更为详尽具体，大体分为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名姓、漆工工序以及物主标记、用途、容量等，形式上主要有烙印、针划和漆书几种，文字多为隶书。
这些款识内容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私营作坊制造的漆器，二是封建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性官府漆器作坊的产品，三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设在各郡的制造［１］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荥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４期。
［２］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３］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关系》，《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图一 战国漆奁盖上四川荥经曾家沟墓出土采自《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图二 战国漆奁盖内四川荥经曾家沟墓出土采自《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图三 战国漆奁盖底四川青川县出土采自《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７５漆器的工官手工业，即“工官”制品。
此时私营作坊漆器的款识大都为简单的标号、符号，与战国时期大体相同，文字仍记有漆器产地的最小基层单位，如漆器上有“里”、“路里”、“阴里 ”、“左里漆界”，刻画的文字和符号还有工匠名姓“朱三”、“张二”、“王”、“李”、“大女子小”等。
封建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市府官营漆器作坊生产的漆器中也发现有纪年铭者，如河南泌阳秦墓出土的刻有“平安侯”铭文的漆圆盒，其圈足内用针尖浅刻“卅七年左工匠造”７字，还有一件漆圆盒上刻有“卅五年 工造”文字，属于早期有明确纪年的漆器。
标有某地市府字样的漆器较为常见，如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许多漆器上出现了“咸亭”、“咸市”、“许市”、“郑亭”、“中乡”及“咸亭上”等字样，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上标有“成市”、“成市草”和“成市饱”、“市府草”等（图四）。
这些“咸亭”、“咸市”、［１］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２］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３］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１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成市”等字样应是“咸阳市亭”、“咸阳市府”、“成都市府”的省称，如“许市”概指秦代许昌市府。
此类款识与同期西汉陶器上所习见的“某亭”、“某市”等戳记相仿，“某市”即为某地市府作坊的标记，并且地名为二字者，大都省略一字，一般都是省略第二字［１］。
尤其是凤凰山８号汉墓漆器上“成市”与“市府”戳记并见，更直接证明此时漆器款识中的“市”乃指市府而言。
“市府”就是当时封建政府的市井官署。
在著录的汉印中就有“市府”之印。
汉代不仅在国都和著名的商业中心设市，而且在县以上的行政单位皆设市。
王符《潜夫论》曾言“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
“市”已成为一个地方固定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中心，政府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于市设有“市令”或“市长”等官吏，管理市场的行政和贸易活动。
这种管理市井的官署设于“市楼”，又名“旗亭”。
漆器戳记中的“市”、“亭”，就是“市楼”、“旗亭“和“市府”的简称，都是代表市井官署［２］。
因而，凡是漆器上打印有“市”、“亭”等代表市井官署的戳记皆为市府作坊所造。
所谓“市府草”即为“市府造”。
说明秦至西汉前期，各地重要的漆器作坊大都由地方市府管辖，是一种由郡县经营控制的地方性官府手工业［３］。
如当时咸阳市府和成都市府的漆器手工业相当发达，咸阳的产品远销到千里以外的云梦，成都的产品销至湖南。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百余件漆器中有三百余件书写有物主标记、用途和容量等三种内容的文字，均应为这一类地方图四 汉代隶体款文采自《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７６官营制品的标记。
尤为重要的是云梦出土的秦代漆器上还发现了战国时期未曾见到的漆工工序名称的烙印与针刻文字，有“咸亭上”、“包（）”、“上”、“告（造）”、 “素”等［１］，实际上就是漆器工序中的工、上工、造工、素工等，证明秦汉漆器制作已有明确的工序分工，实为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官办作坊。
所谓“工官”制品是由西汉中央直接控制的设在各郡为朝廷服务的工官作坊的制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的工官有８处，其中蜀郡、广汉郡都是以生产贵重漆器著称的工官工场。
工官漆器在朝鲜平壤古乐浪郡和贵州清镇平坝大量发现，尤以贵州清镇、平坝出土的西汉元始年间（公元１－５年）工官制造的鎏金铜扣纪年铭漆盘和漆耳杯，甘肃武威磨嘴子６２号墓出土的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考工”款识的耳杯最为著称。
贵州清镇平坝出土的漆耳杯中，有一件标明为蜀郡制品，两件标明为广汉郡制品，其中清镇１７号墓出土的一件广汉郡制造的耳杯，黑漆地上针刻隶书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
容一升十六龠。
素工昌、髹工隆、上工孙、铜耳黄涂工惠、画工□、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
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图五）。
清镇１３号墓出土的一件蜀郡制造的耳杯，大小、花纹均与广汉郡的两件相同，杯上隶书铭文为：“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
…… 工丰、图五 汉代耳杯铭文贵州清镇１７号墓出土采自《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髹工建、上工常、铜耳黄涂工武、画工典、羽工万、清工政、造工□造。
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竟主”［２］。
武威磨嘴子６２号西汉墓出土了两件夹鎏金铜扣耳杯，杯底近座处有半圈针刻隶书铭文：“乘舆髹画木黄耳一升十六龠绥和元年考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啬夫臣孝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３］。
铭文记载了漆器制造的年代、地点、器物容量、制作工序以及工匠名姓和各级督察专官的名字。
铭文中的护工卒史、长、丞、啬夫（元帝以后改为掾）、令史等均为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