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06-02-25[作者简介] 王建勤(1955-),男,山西省平顺县人,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过程研究评述王建勤(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摘要] 近十年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习得过程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在语言迁移研究方面,学者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认识和分析语言迁移现象;语音习得研究注重以理论为导向的实验研究,以及学习者中介音系统的研究;词汇习得研究将词汇习得与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习得策略研究以及词汇教学相结合;语法习得研究以汉语特殊句式和句法成分的习得研究为主。

近十年汉语习得过程研究呈现三个特点:汉语习得研究东西合流;关注理论建树和学科发展;注重实验研究和方法革新。

此外,汉语习得过程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关键词]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过程[中图分类号] H 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209(2006)03 0121 0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的不断引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特别是近十年,汉语习得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

一、汉语习得过程研究的新进展习得过程 研究在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但近十年来,就汉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导向而言,汉语习得过程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所谓 习得过程 研究,是 以过程为导向 的研究(process oriented),有别于 以结果为导向 的研究(pro duct oriented)。

按照我们的理解,汉语习得过程研究既包括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习得 内在过程 的研究,也包括汉语习得 外在过程 的研究。

本文拟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评述。

(一)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近十年来,在汉语习得内在过程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语言迁移研究关注得比较多。

这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重新关注语言迁移研究有关。

六、七十年代,语言迁移研究由于对比分析遭到激烈的批评而受到冷落。

8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认为,语言迁移不是一个 或有或无 的现象。

语言迁移是客观存在的,但决不限于母语迁移现象,研究者需要以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认识和分析语言迁移现象。

唐承贤[1]关于国外语言迁移研究的评述反映了8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对语言迁移过程以及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等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语言迁移现象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寮非[2]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不足以作为母语迁移的主要依据。

语言的共性和标记性为母语迁移现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这种认识表明,学者们已经摆脱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关于母语迁移观点的影响。

周明朗[3]针对美国学生在汉语表达过程中出现的 结构重复现象 ,试图通过实验研究阐明这种现象和语言迁移现象的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观察到的语言迁移现象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因此,有必要从语言、行为、认知等多个方面对语言迁移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汉语学习者语言迁移现象的研究并不是对行为主义迁移理论的重新演绎。

学12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95期)者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比以前的研究要深刻得多。

现在学者们关注的不是语言迁移有与无的争论,而是如何解释语言迁移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

显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汉语语音习得研究与汉语学习者内在习得过程研究相比,近十年关于汉语学习者外在习得过程的研究是成果更为丰富的研究领域。

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涉及了汉语习得的各个语言层面。

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语音习得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对于其他语言层面的习得研究,都是一个比较薄弱和滞后的研究领域。

但近十几年来,汉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研究仍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这些新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实验语音学研究,二是注重学习者语音系统的中介音类型研究;三是注重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研究。

在实验语音学研究方面,王韫佳[4]通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学生习得汉语声调的错误类型。

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习得汉语阴平和去声的主要错误是调型错误,习得阳平和上声声调时,既存在调型错误也存在调域错误。

实验语音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改变了以往经验式研究的局面,使外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学、严谨,结论更加可靠。

近些年来,中介语理论对汉语语音习得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朱川[5](P269-287)通过语图、音高实验和精确度、清晰度、可懂度实验,分别考察了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语音的难点以及出现的中介音类型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这是迄今为止通过语音实验手段,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习得汉语语音的中介音类型作得最为详尽的分析。

这对我们了解外国学生习得汉语语音的中介音类型和难点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汉语语音习得研究方面取得的另一个新进展,是关于学习者习得汉语过程中的语音变异研究。

梅丽[6]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中的语言变异理论为框架,通过实验研究检验了日本学生习得普通话卷舌声母产生系统变异的语境效应和情境效应,以及非系统变异现象。

该实验研究发现,日本学生习得卷舌声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言语境和情境语境的影响,但卷舌声母ch因为习得难度较大,没有受到情境语境的影响。

此外,作者还发现,学习者的中介音系统不仅受到中介音的目标形式的渗透,而且还受到非目标形式(变体)的渗透。

前者向 严谨体 (careful style)方向渗透,后者向 随便体 (vernacular sty le)方向渗透。

梅丽的研究是汉语习得研究领域第一例关于汉语学习者语音变异的研究。

语言变异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学习者语言变异现象的简单描述,这一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

语言变异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语言表达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言语情境,其言语表达的风格也不同。

因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必须考虑学习者的言语表达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发生的。

忽视学习者语言表达的情境因素,就难以获得真实的语言材料。

总的说来,汉语语音习得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研究的起点比较高。

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某种理论的实证研究。

(三)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也是一个起步相对较晚的研究领域。

不过,近几年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也有一些新起色。

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词汇知识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关系研究、汉语词汇习得策略和方法的研究,以及汉语词汇习得与词汇教学的关系研究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词汇习得研究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80年代以后,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词汇习得研究的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词汇习得是一个终生认知的过程,习得足够多的词汇是语言问题的核心。

由此,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知识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国内虽然在这个领域起步比较晚,但国内学者直接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汉语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习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国外的差距。

鹿士义[7]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他通过实验探讨了汉语学习者掌握认知词汇与活用词汇关系,以及正字法距离与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的相互关系。

鹿士义的研究表明,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学习者的相关活用词汇与语言技能也在增加。

认知词汇与活用词汇的距离越大,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就越差,随着时间的增加,二者之间的距离会逐渐缩小。

由此可知,正字法距离是影响语言技能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种距离是可以改变的。

12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95期)在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中,词汇习得的策略和方法是国内学者更为关注的研究领域。

钱旭菁[8](P548-558)借鉴国外 伴随性学习 (incidentallearning )理论,通过实验研究考察了日本学生以阅读为目标的伴随性词汇学习过程,探讨了影响学习者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词汇量多少与伴随性词汇学习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学习者词汇量越大,通过阅读附带学会的词语就越多;如果学习者接触词汇的频次较少,这一因素就对词语学习没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语境的有无对伴随性词汇学习也没有产生影响。

从钱旭菁的研究结论可以得知,词汇重现率并非是影响词汇习得的唯一因素。

孙晓明[9]认为,词汇重现率固然是影响词汇习得的重要因素,但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词汇重现率是有限的,低重现率又达不到词汇习得的效果。

因此,她借鉴 投入量假说 (the invo lvement load hy pothesis),通过实验研究探讨了词汇加工深度与词汇习得效果的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学习者在实验任务中投入水平越高,词汇掌握得越好。

换句话说,词汇加工的高投入可以带来更好的词汇记忆效果,而词汇重现率仅仅是影响词汇习得效果的因素之一。

作者原文译为 投入负担假说 。

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有许多研究领域需要开拓。

(四)汉语语法习得研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领域,汉语语法习得研究是成果相对丰厚的研究领域。

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语法习得研究,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

近十几年来,汉语语法习得研究越来越显示出汉语本身固有的特点。

关于汉语语法习得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汉语句式,特别是特殊句式的习得研究;另一类是关于汉语句法成分的习得过程研究。

在汉语句式习得研究中,既有纵向的句式习得过程研究,也有横向的句式习得研究。

温晓红[10]从两个方向考察了美国汉语学习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两组被试,研究了主述题结构习得的普遍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学生在习得汉语存现句时,基本不受其母语主语突出特点的影响,在初级阶段就能够掌握主题突出的汉语存现句。

黄月圆、杨素英[11]从情状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母语背景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 把 字句的过程。

研究发现,学习者对 把 字句的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

这种意识与语言习得中的 情状假设 普遍倾向一致。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都是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探讨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他们的研究结论改变了我们以往基于经验的观点和假设。

有人认为,汉语是主题突出,英语是主语突出。

因此推论,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主题突出特征时会遇到困难。

但温的结论表明,无论学习者的母语是主题突出还是主语突出,其中介语都呈现主题突出特征。

这一特征成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一个普遍阶段。

在汉语语法习得研究领域,关于汉语句法成分的习得研究也显得有声有色。

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涉及功能词的习得研究,而且还涉及了特定句法结构的习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