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对外文化交流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传教士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虽不如政治家那么显而易见，然而，他们作为上帝和平主义的使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深远。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对华政策；司徒雷登19世纪以来，传教士在美国对华外交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华传教士协会大大小小有五十余个，这些传教组织每年在华投资近五千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的传教事业和教育活动，但是传教士的影响也并不单纯局限于救孤济困、提供人道援助和传播上帝福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同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建立起来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尤其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的传教士们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递了中国遭受侵略、国共之争这样一些信息，并在和平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了一些作用。

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刺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心，从而利用舆论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另一方面直接通过美国政府或者是与官方接触来影响外交决策。

一直以来传教士是美国获取别国信息的重要渠道。

传教士传递信息的途径也是多样的，传教士不仅通过传教士之间、传教士及其朋友之间的私人信件传递信息，而且很多杰出的传教士和他们的赞助者、朋友和同学之间都建立了通讯联系，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在美国国内经常被复印并且广为传播，通过信件方式传递信息所产生的累积效果不容小觑。

传教士与美国公众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通过大量的回国休假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中国返回美国的传教士数量大增，这些传教士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内，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遭受的苦难展现在美国人面前，唤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一位美国传教士目睹了日本在1937年占领南京后的所作所为后这样写道：“眼下是平安夜。

但是我要从12月10日说起。

在这短短的两周内南京被占领，中国军队撤退，日军进驻南京。

南京曾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美丽的城市，法令畅通、秩序井然，而如今却是满目疮痍，废墟片片……，我们眼睁睁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国旗被日军侮辱，我们的住所几次三番的被日军掠夺；看着这个我们曾经深爱并且倾注了心血的城市遭受着蓄意而且是有系统的焚毁――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前所未有的人间地狱。

”这段记载反映出了传教士对中国的苦难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

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现实给予同情，面对着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既感到愤怒却又无能为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量诸如此类的传教士的信件在美国国内传播，它们唤起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心，谴责了日本的暴行。

随着战争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传教士的信件中都透露出这种感情，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传教士敏锐地指出日本军方不仅试图用武力征服中国，而且还通过有系统地向中国输出鸦片和其他毒品来试图摧毁全体中国人民。

另有一些传教士超越了单纯描述、报告战争进行的情况，点明了日本的最终目标，这些传教士说明日本的意图在于征服整个中国，尽可能剥削其资源，完全清除外国在华的一切利益，并且利用中国的资源为日本的后继侵略目标――进一步向南侵占菲律宾、占领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提供保证。

传教士们在同情中国人民的同时，对中华民国政府表示了支持与肯定。

他们认为国民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基督徒，尤其是委员长蒋介石及其夫人。

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传教士从未吝惜过笔墨对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加以赞美。

1943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重庆举行大会时，蒋介石、谷正纲等亲临出席，蒋介石在会上鼓励基督教徒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并再次对传教士的活动高度评价。

他说：“我们仍然需要传教士和欢迎从各国来的具有同情和献身精神的基督教徒。

不要感到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你们是拯救我们人民和建设一个新国家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

”美国方面非常欣赏蒋介石对在华传教士的评价，《基督教世纪》周刊全文引用了蒋介石的这段话之后写道：“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中从未见过非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对于传教士有这样热烈欢迎的表示。

”1939年5月，一名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在中国的沦陷区和独立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广泛地旅行之后，发现在他所接触过的几百名传教士中，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政府及其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正当的。

尽管传教士承认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正当性，不过他们更倾向于中日两国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如一批上层基督教传教士于1937年8月在庐山避暑时举行讨论会，会上他们对值此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基督徒应采取何种应对之策提出了六条办法：（1）、为复仇而战。

这不是基督教徒解决问题的办法。

……（2）、为保卫祖国而战。

……虽然这种立场能被容易地理解，但不能说这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立场。

（3）、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

……（4）、对受难者给予援助。

……（5）、继续维持中国的文化和生活。

……（6）、其他办法。

……也许可以开展一个全国性的与入侵者不合作的运动，这甚至是意味着死，……可能这是结束冲突的最迅速、最有效和破坏性最少的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制订一个可以排解两国分歧的方案，或者使别的国家参与合作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在战争期间，基督教徒必须继续为和平而努力。

教会该怎么办？……在战争期间，教会的一切正常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但是，前两条被否决了，传教士一直都以实现和平为目标，因此他们的这种面对侵略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在战时显得有点理想主义。

尽管传教士信奉和平，但并不代表他们在非正义与不道德面前噤若寒蝉。

恰恰是他们的和平至上的观念，驱使很多传教士呼吁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对美国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表示质疑。

从中国发出的很多传教士的信中都对美国为日本提供飞机、钢铁、石油表示疑问。

这些质疑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封从成都发出来的传教士的信。

在这封信中这名传教士描述了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情况。

作者最后质问道：“我们这些人都十分好奇想要知道美国还要以提供战争资源的方式援助日本多久，还要再多大程度上助长日本的狂轰滥炸。

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帮助延长了战争，飞到我们头顶上的飞机用的是美国的石油，投下的炸弹大部分用的是美国的钢铁。

难道说出于私心而害怕惹火上身就可以补偿日本的罪行吗？”很多传教士力主美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停止向日本运送战略物资。

他们坚持认为向日本出售资源违背了道德原则，只有对日本实行禁运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总之，自从抗战爆发后，传教士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至少起到了部分的作用。

他们对战争情况的描写唤起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而且传教士强调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蒋介石国民政府拒绝投降，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

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出于纠正道德上错误的需要，而且是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必要之举，进而防范日本挑战美国的战略安全。

传教士不仅间接地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且有时也更加直接地亲自参与到美国的外交活动中去。

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首先是一名传教士，其次是一位教育家然后才是外交官。

司徒既是美国人，但由于他出生在中国并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缘故，他也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一分子。

他的这种多重身份制约着他，让他常常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退维谷。

司徒雷登的传教士身份和传教士理想深深的影响着他的大使生涯――整个大使任内致力于实现国共和解，重建中国之和平局面。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并没有使美国方面、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和共产党方面感到满意。

马歇尔返美前夕，对美国将应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征询过司徒的意见。

司徒认为美国政府只应采取这样三个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希望他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逐步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们方面，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办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政事务。

”司徒雷登认为在这些方针中，他完全赞成第一个方针。

司徒也确实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开展着他的外交活动。

司徒雷登在其任期内的主要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国共和解和中国之和平局面；另一个是支持国民政府；再一个就是在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寻求和共产于党接触。

可以说司徒的主要外交活动是符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但是司徒和美国国务院是否加强援蒋力度，是否成立国共联合政府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同共产党的较量中节节失利，美国无意于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量援助。

然而司徒雷登却呼吁道：如果美国的援助“不够有效、不足够或者来迟了”，则中国的不少领导人，包括中共和国民党将会投入苏联怀抱。

但是国务院并未接纳司徒的意见。

1948年8月，美国国务院开始酝酿对蒋脱身。

司徒雷登此时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几种选择。

（1）、美国应组织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为此，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尽管可能为时已晚。

（2）、如果形势发展的结果是与中共达成某种和解，“就应利用美国影响，在一个十分松散的联合基础上来安排停战，并在划分领土时尽可能留出一片广大的中国地区，保存着一个，或者几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

”（3）、如果中国回到地方割据状态，美国经济援助应该用于加强地方政府，以使中国人的“反共本性得以重新抬头”。

以上建议被国务院驳回，并指示使馆以以下口径表态：①美国决不做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又不得明白的反对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妥协，以免证实指责美国促使中国内战延长的宣传；②美国政府无意再充当调解人。

至于其他，要等局势进一步发展再看。

从国务院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国务院同司徒雷登存在着分歧。

但是事实上司徒雷登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

因为司徒雷登深信中国问题之“最佳可能”解决办法在于恢复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

司徒雷登之所以对和平孜孜以求是出于一个传教士的和平理想。

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说：“从我担任大使之日起，就认为我的精力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上。

”争取和平始终是司徒思想的主导线。

司徒雷登只是众多传教士的一个缩影，他的观点是传教士思想的代表。

谋求和平、制止杀戮是基督徒的责任，很多人“本能地希望那些曾在中国杀戮无辜的日军应遭到耻辱或大败的报应”。

但是这种怨怨相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将会使和平获得更可靠的保证，并使中日建立更友善的关系，这符合完美的国际主义或基督教的理想”。

本着这种和平主义的理念，传教士运用它们自身的力量对美国远东政策施加独特的影响。

他们没有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又希望以基督教的理想影响中美关系。

无形之中，文化在外交中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