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申丹教授访谈录乔国强＊内容提要:申丹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首批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兼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虽然她的研究跨文学、语言学(文体学)和翻译学诸领域,但近年来她主攻叙事理论与小说阐释,不仅是国内叙事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而且也是欧美知名的非西方的叙事理论家,是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唯一的非西方的顾问编委和撰稿人,也是应邀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撰稿的唯一非西方学者。
最近,申丹教授应邀就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首先回顾了西方和国内叙事学的发展过程,评论了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和国内的不同走向及其原因,指出经典叙事学在西方并没有过时,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则有待进一步发展。
她认为叙事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工具。
经典叙事学促进了形式审美批评的发展,后经典叙事学批评既关注作品的形式技巧,又关注读者、语境和意识形态意义,这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对立。
后经典叙事学批评从各种新的角度切入作品,大大丰富了文学阐释。
她认为就文学作品的表达层而言,叙事学批评在关注面上有其局限性。
文学的艺术形式有两个不同层面,一为组合事件的结构技巧,另一为遣词造句。
叙事学聚焦于前者,而文体学则聚焦于后者,两者呈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但这一互补关系往往被掩盖。
申丹还就国内的叙事学理论和文学叙事批评下一步应如何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叙事学 文学批评 新角度 局限性 方向乔国强(以下简称乔):国内外对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堪称西方叙事学的鼻祖。
但在结构主义叙事学诞生之前,对叙事结构技巧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美学或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局面。
半个世纪以来,叙事学在西方取得了长足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叙事学也逐渐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
首先我想请你就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发展谈谈看法。
申 丹(以下简称申):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诞生之后,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
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典叙事学的迅速发展,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界对于各派理论的互补性和多元共存的必要性往往认识不清。
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盛行的解构主义批评理5乔国强:叙事学与文学批评＊乔国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
6外国文学研究 2005年第3期论聚焦于意义的非确定性,对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
8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反对叙事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经典叙事学受到了强烈冲击,研究势头回落,人们开始纷纷宣告经典叙事学的死亡。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
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认为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为“叙事理论”所替代。
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
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
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都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
其实,经典叙事学的著作在西方依然在出版发行。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
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
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
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后经典叙事学家往往一方面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却在分析中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
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
英美劳特利奇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不少辞条为经典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经典叙事(诗)学”、“后经典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经典叙事(诗)学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演化成“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
经典叙事(诗)学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构成一种“叙事学”与“反叙事学”的对立,与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学内部形成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详见拙文《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93-103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势头旺盛,可以说美国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如此。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
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
”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其研究范围包括各种媒介、各种体裁和生活中的叙事。
我们知道,近20年来,在西方出现了一种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
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
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叙事学被引入国内,得到迅速发展,叙事学方面的译著和论著不断面世,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叙事学方面的课程。
9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以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
学者们将西方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
乔:尽管叙事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发展趋势上有所不同,你能否就这一方面谈谈看法?申:由于政治文化氛围的不同和文学评论发展道路的相异,国内的叙事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学界呈现出反走向。
西方20世纪上中叶形式主义批评占据了主导地位,但8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政治批评等等。
国内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文学界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批评,改革开放以后,作品的形式审美研究也就格外受到重视。
经典叙事学研究经久不衰,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90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却形成了高潮。
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却迟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译著和论著往往局限于8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西方叙事学的新发展。
在全国首届叙事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如何促进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交流了看法。
乔: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这也导致了作品阐释的一种转向。
后经典叙事学比经典叙事学要更为关注作品阐释,当然,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阐释。
请你就叙事学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谈谈看法。
申:叙事学可分为叙事诗学(包括叙事语法)和叙事批评这两个范畴。
叙事诗学对作品的情节结构、时间安排、视角种类、叙述层次和种类等各种形式技巧进行了系统分类,探讨了其不同的结构规律和文本功能。
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工具,促进了形式审美批评的发展。
形式审美批评相对于传统批评来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在小说评论中尤为明显。
尽管不少作者注重小说创作艺术,但20世纪以前,西方学界集中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采用的往往是印象式、传记式、历史式的批评方法,把小说简单地看成观察生活的镜子或窗户,忽略作品的形式技巧。
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艺术的自律性,认为批评的着眼点应在作品本身,但未待其影响扩展到西方,便已偃旗息鼓,当然50年代以后随着法、英译本的问世,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
英美实用批评、新批评也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但主要关注的是诗歌,在小说批评领域起的作用有限。
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典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对叙事作品结构规律和叙述技巧的研究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不少批评家从形式层面切入作品,从这一角度探讨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
这一方面提高了欣赏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做出新的阐释的机会。
正因为传统批评集中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忽略作品的艺术手法,从形式技巧切入作品也就往往能得出富有新意的阐释结果。
当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经典叙事学批评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
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
后经典叙事学是在批判形式主义和强调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诞生的。
后经典叙事学批评既关注作品的形式技巧,又关注读者、语境和意识形态意义,这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对立。
后经典叙事学批评从各种新的角度切入作品,大大丰富了文学阐释。
且以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为例。
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涉足较多的一个范畴是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的关联。
男作家与女作家出于何种社会历史原因而选择了特定的视角模式构成一个关注焦点。
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
这种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既有别于结构主义批评,又有别于女性主义批评。
结构主义批评注重不同叙述视角的结构特点和美学效果,譬如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察故事是否产生了悬念、逼真性和戏剧性。
女性主义批评则往往聚焦于故事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7乔国强:叙事学与文学批评8外国文学研究 2005年第3期是女性人物如何成为周围男性的观察客体,对于“视角”这一“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关注不多。
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
就这方面的研究而言,沃霍尔(R o b y n R.W a r h o l)的一篇论文较有代表性,该文题为“眼光、身体与《劝导》中的女主人公”(载K a t h y M e z e i,e d.A m b i g u o u s D i s c o u r s e:F e m i n i s t N a r r a t o l o g y a n d B r i t i s h W o m e n W r i t e r s(C h a p e l H i l l a n d L o n d o n:U n i v.o f N o r t h C a r o l i n a P r e s s,1996)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