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09－03Mar ，20092009年第2期NO．2，2009国家的盛衰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诸多理论和演绎。

新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集团分析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的霍布斯、卢梭等认为，国家是人们为摆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主动订立契约的产物。

近期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1]契约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国家的产生则是人们为节约交易成本自下而上达成一致的结果。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

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2]。

理论上讲，除了某些足够小的集团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成员自发的和理性的行动提供给自己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特别是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

因此，期望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达成契约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社会中能自发产生契约式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810008。

作者简介：柳建文（197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邮编：300071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柳建文摘要：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

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

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关键词：奥尔森；国家起源；利益集团；政府类型；国家理论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2－0050－06集体物品得以提供。

历史上看，统治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界定产权，榨取收入。

“很容易想象，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或者协调打猎和收集食物的活动而从原始无政府的状态中产生出来，但同样很容易想象的是，在国家起源的背后，掩藏着一种分配上的动机。

”[1](78)因此，在分析国家的起源时，需要引入权力因素，这是一种“选择性激励”，正是基于利益的刺激，“国家”这种集体物品才得以提供。

从集团理论出发，奥尔森颇具新意地将最初创建国家的功劳归于“匪帮”。

最初的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作为小集团，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

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平与秩序这种公共物品的维护成本变得很高，搭便车几乎成为所有人的理性选择，社会秩序无法实现。

因此，无政府状态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产物。

在无政府状态下，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行暴力掠夺无疑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社会上“流寇”四起。

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逐渐失去生产的积极性，流寇所能掠获的财富也越来越少。

理性的匪帮首领很快发现，只有垄断一块地盘上的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他将其他匪帮赶出此地，以控制这块地盘上的掠夺活动。

当流寇定居下来，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也发生变化，从“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向“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转变。

“狭隘利益”意味着某一集团总是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共容利益”则意味着该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因此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奥尔森认为，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当其变为坐寇时，便拥有了共容利益。

为了能持续进行掠夺，其首先会减少攫取的份额，因为“普通人创造的收益越多，那么他们能够攫取的好处就越多。

一个稳定的定居的匪帮，总是攫取普通人产出的一小部分作为其稳定的税源，保持普通人进行生产活动的动力”[3]。

其次，共容利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会促使固定匪帮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产权保障等公共物品。

此类公共物品可以有效刺激生产，可使匪帮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

“流动的匪帮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用政府来取代无政府状态就会带来产量的巨大增加。

”[3](9)由于从无政府状态摆脱出来的收益巨大，人们也倾向于接受“坐寇”持续的、有限度的掠夺。

所以，国家和政府的兴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那些“匪帮”理性且自私的成果。

同时，国家对交易和产权的保护也仅是它的派生结果。

在这里，奥尔森的国家起源论和霍布斯、诺斯等人有着明显差别。

霍布斯的出发点是契约主义，是从个体之间的自由契约中推导出国家；诺斯也是从个人对产权保护的需求而引申出国家；奥尔森的出发点则是统治者的利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

国家、政府或统治者仅仅是为了能够长期征得最大的税收，才采取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政策。

从英国近代发展史看，“国家的作用并不产生于契约的性质,而产生于垄断契约的强制执行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正是可能的收益驱使皇家法庭把强制执行的垄断权力弄到自己手中”[4]。

这是奥尔森国家起源论的有效佐证。

二、国家兴衰的体制原因分析国家的起源是为了解释国家间的贫富差异。

历史上看，当需要在国家（可能具有专制性和剥削性）与无政府之间做出选择时，人们均选择了前者[5]。

奥尔森认为，固定匪帮的持续掠夺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无政府状态被专制政府所取代时，经济的效果会得到改善。

这只看不见的手———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叫左手———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

”[3](10)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便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也会从长计议，保护个人权利，寻找最优税率征税，而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以保证其利益的长期最大化[6]。

从国家起源论出发，奥尔森强调了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在权力逻辑上的巨大差异。

对于前者而言，他们不会或很少考虑社会利益，对于后者而言，意义则完全不同。

“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互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将陷入低谷。

”[3](1)这对理解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经济绩效有着重要意义。

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稳定的统治者也会具有共容利益，从而限制自己的掠夺行为，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其目的仅是为扩大自己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量。

我们知道，高投资率可使一国经济产生最大化的效益，但人们投资的前提是确信他们的资本不会受到侵犯，如果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无疑会减少投资，继而减少专制者的税收所得。

因此，眼光长远的专制者总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他们的资本会永远得到保护。

但问题在于专制者往往面临权力继承的危机，也即未来能否继续执掌权力的不确定性，无论一个专制者眼光多么长远，他极易采取一些短视的行为，只关心自己掌权时的收益，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面临着资本被剥夺的风险，这无疑会降低社会储蓄与投资总量。

“当一位独裁者预期任职期很短时，没收那些在他的任期内所应交纳的税少于其总价值的资产，当然对他更有利。

独裁政体中的这种动力加之继承权的内在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任何独裁制几乎不会维持良好的经济运行多于一代以上。

”[7]另一方面，由于专制者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他的承诺也是不可靠的。

“独裁权力意味着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使独裁者不能制服的法官或其他权力资源。

由于这一点及任何独裁者因为权力的动摇或不能继承而有可能会目光短浅，独裁者的许诺从来都不会让人完全相信。

”[7](569)历史上专制者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以及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而只要专制者预期的执政时间足够短，这些可能性就都可以实现其利益。

此时，专制者的激励动机恰如“流寇”，掠夺无度，竭泽而渔，从而破坏经济的发展。

奥尔森认为，民主虽然不是促进投资和增长的唯一手段，但能够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利，需要持久的民主制度[8]。

民主制度本质上要求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恰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产权和契约的尊重相一致。

“使个体拥有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权利所需的这些条件，恰恰与维持一个持续的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条件相同……一个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院体系、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对法律和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样也是保证财产和契约权利所需要的。

”[7](572)在稳定的民主政体中，权力的继承在法制下进行；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政府形成横向制约，契约权利能够得到独立、公正的司法部门之保护，其任期并不取决于谁在台上；个人的法律权利是稳定和可靠的，人们有信心签订长期的契约，为后代建立信用（信托）以及创建他们的基金会，这些均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动力。

实证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的更换，在民主政权下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比率并未有太大影响，但在专制政权下却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9]，因为后者会减少人们对投资和长期履行契约的信心。

另一方面，民主的本质不在于是否赋予公民选举权，而在于是否保证了政府产生于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从而确保拥有共容利益的精英掌握领导权。

因此，民主政体对防止统治者敲诈社会剩余也有极大优势[10]。

在专制体制下，专制者统治的时间越长，也会产生相对共容的利益考虑，财产和契约权也能得到保护，碰巧他又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急剧增长，但却难以长期持续。

“独裁制在长期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是个人权利，甚至像财产权与契约权这样的相对非政治的或经济的事物，可能从来都不是可靠的，至少长期来看是如此。

”[7](574)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具备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一定是拥有稳定民主体制的国家。

虽然民主体制下执政者的任期比专制者要短，可能损失一些效率，但取得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持连续几代的良好经济运行状况的国家都是稳定的民主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民主的道德呼吁几乎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却很少有人理解它的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