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人性观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

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

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

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因为认为的是人性善，所以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

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

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

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

皇帝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

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

“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别的关于人性的理念。

比如性恶论，其代表人物便是荀子，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

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

还有就是人性自然论，如老子的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

还有韩非子，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人性善的思想主导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安邦之道。

直至现在，它对中国人的习惯、法律和世界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同样西方对人性也有比较多的思考，但是真正对西方人的人性观点起到普遍、巨大、长久影响的应是基督教教义。

在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

《圣经》中所揭示的“原罪”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入社会时所带有的“罪”，此罪将永远与人类同在，直到获得上帝的拯救。

[2]在圣经中有一些经典的描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3]。

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的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

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总结道:“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孕育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浸渍了。

”加尔文更是激烈地说：“人类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恶的种子，在人身上的每样东西—理智与意志，心灵与肉体—都为贪欲砧污和浸透；或者更简短地说，人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贪欲……”。

柏拉图认为“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

西方人深信人性是本恶的，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超越一切人的法律。

社会就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各种规章制度，来预先设立行为规范。

无论君主或臣民，无论对圣贤或凡人，谁都没有资格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监督之外。

而且，按照这一理论推而广之，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也就越需要严格的约束。

正是基于以上人性观,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为核心,以丑化和否定人性的利益原则为宗旨。

[4]三、中西人性观互补性由于对人性的善恶这两种不同观点，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礼制，西方文化重法制。

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其实都不是完善的，各自都有缺点。

中国的人性观虽然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能造就少数的清官明君，但其明显缺陷在于脱离现实违背人性压抑人性，其必然结果是使人性扭曲而变得虚伪，并为封建专制等级的人治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而西方的人性观是人性本恶、和平等化，它更为客观，自然能赋予个人和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并为其制度化、法治化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

但同时也使其缺少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在某些程度上导致人的物欲膨胀，并直接助长了人们之间的争勇斗狠。

由此可见，中西方的人性观是异质的，两者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中国应保持客观理智、开放的态度，善于扬弃，学习创新。

既要继承中国人性观的优良传统精神，又要对传统人性观进行反思，更要积极吸取西方人性观的精华。

当国家利益遭遇人性吴敏霞与何姿夺得冠军后，吴敏霞的父母透露了她的家事：吴敏霞的母亲患上乳腺肿瘤已有八年，而外公外婆已去世，家里对她封锁了这两条消息。

无独有偶，在2008年奥运会上，曹磊夺得了女子75公斤级举重冠军，而在奥运会前两个月，她的母亲去世，举重队和她的家人对她封锁消息，她夺冠后才被告知。

于是曹磊痛哭。

从狂喜到痛哭，这种情绪上的激烈变化和生命面前荣誉的脆弱，却被理解为另一种意思。

那就是为国家利益的付出。

不过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又只存在于体育界。

为了保证学子心态的平稳，家人去世的消息直到高考结束后才被告知；为了工作，有些人不顾家人的病情，全心投入工作。

这些普通人没有国家利益光环的保护，当他们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解，一场高考，一份工作，真的比亲情和人性更重要吗？2008年奥运会前，曹磊母亲去世，直到奥运会比赛曹磊肯定夺得金牌后，教练才将这个消息告诉曹磊。

由于曹磊在领奖时痛哭。

在2008年那个爱国主义高扬的年份，曹磊母亲去世后消息的封锁，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爱国主义价值的体现。

在2012年5月的尤伯杯上，王晓理外婆去世，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和领导决定封锁消息。

直到尤伯杯结束后，才将这个消息告诉王晓理。

这一次，媒体同样进行了报道，中国羽毛球队也将此事作为正面事迹向媒体做了通报。

可惜的是，网友反应强烈，大部分网友认为这是对王晓理的伤害，对王晓理外婆去世一事的隐瞒，任何借口都不能掩饰其理由的卑劣性，这种事情更谈不上伟大。

吴敏霞的新闻中，吴敏霞的父母做出的决定是孤立的，并没有受到教练的干扰。

她的父母决定隐瞒消息时，基本上属于自由行为，未受到教练的影响。

这种行为比曹磊教练和羽毛球队教练们的行为更合理，因为作为吴敏霞的直系亲属，他们比教练更有权力剥夺女儿的知情权，但是否合适，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曹磊，还是王晓理，在痛哭过后，并没有觉得教练有错的地方，她们甚至认为教练这样做是为自己好，是为了帮助自己夺取好的成绩，减少了必要的心理干扰。

她们从进入体校的那一刻起，就被告知两点，第一为国争光，第二以谁谁为榜样去成功。

为国争光与成功间划上了一个等号，成功代表着拥有地位、权力与金钱。

尽管为国争光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为国争光的理由无法抵御权力与金钱的诱惑，这是人性的弱点。

没有任何人可以摆脱这个弱点，人可以减少自己对欲望的渴求，但人性弱点是天生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2012奥运会男子56公斤级的举重比赛中，朝鲜的欧云哲夺冠，中国的吴景彪意外失冠。

夺冠后，欧云哲立即将功劳归于“伟大领袖的指导”，伟大领袖是战无不胜的金正日同志，而吴景彪则“有愧祖国，有愧举重队”。

竞技体育，展现的是人的体育行为和活动，因此存在着不确定性，输赢往往一线间，与领袖和祖国没有关系，只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对于弱点的控制和优点的发挥。

吴敏霞父母没有将其母的病情以及外公外婆去世的消息告知吴敏霞，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这种事情会让孩子的心情出现波动，从而影响到训练和比赛的质量。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因为金牌政绩的存在，他们的价值对主教练和直管领导也有利。

运动员的成绩成为这个链条中所有人的财富。

吴敏霞父母的行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如果他们将病情以及家人去世的消息告知女儿，受影响的不仅是吴敏霞一人。

所有关于家人去世消息被封锁的事件里，运动员家人的心态最为矛盾，他们想让孩子知道真相，又害怕这个真相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足以影响孩子的职业生涯。

孔子在与其弟子宰我的辩论中提出，父母死后，子女必须守丧三年，孔子认为，这是孩子对父母养育恩情的一种回报。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的话在当时具有正面意义，比如提倡“仁与孝”，某种意义上告诉别人知恩要回报。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为封建帝王服务，学说的目的不再是提倡仁和孝的观点，而是打着仁和孝幌子，对臣民们进行洗脑式教育。

今天，中国人对孝的态度似乎又有了变化。

以运动员为例，家人死亡的消息需要为比赛让路，并以国家荣誉为借口，这个借口至少还能放在桌面上。

而现实生活中，另外一些借口就让人无法理解。

安徽芜湖有一名高中生，父母因为参加其家长会遭遇车祸，母亲死亡，为了让其参加高考时心态不受影响，一直对他封锁了母亲死亡的消息，直到完成高考后才告知。

这种事情被媒体渲染报道，在报道中烙有悲情的标签，但细数下来，这件事情没有太多正面内容。

在现有的环境下获得成功，必须遵守现有社会的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把人的感情放在第二位，把成功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成功学.同样，国外运动员也会在大赛期间遭遇到家人去世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英国著名歌手罗比-威廉姆斯本要参加2012年奥运会闭幕式，但因为闭幕式那天是其妻子的预产期，他最终放弃参加奥运会闭幕式的机会，他要陪伴即将生产的妻子。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决定，你一生有几次参加奥运会闭幕式的机会啊，那是多大的荣誉啊，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弃。

有没有人想过，在人的一生中，当你尘归尘，土归土的一刻，你会对你未能陪伴你的妻子生育遗憾，还是对未能参加奥运会闭幕式遗憾。

是你的妻子孩子重要，还是你在奥运会闭幕式台上的表演重要？在闭幕式上出镜可以带来短暂的荣誉，陪妻子则会让自己的心灵感到安慰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