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能否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甘肃某集团公司与北京某商贸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导读】
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方已交付股权，但受让方怠于支付转让款。在此情况下，转让方是否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集团）
代理人：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陈耀权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兰州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
一审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审案号：（2004）甘民二初字第27号
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二审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193号
1998年4月12日，甘肃集团与北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甘肃集团将持有的兰州公司500万股股份转让于北京公司，总价款为750万元人民币；合同正式生效后30日内，北京公司向甘肃集团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如甘肃集团签约后不转让股权，应向北京公司支付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北京公司签约后不支付价款，应向甘肃集团支付总价款20%的违约金。合同尾页注明了甘肃集团的开户银
行及账号。
1999年5月12日、5月16日，兰州公司通过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从5320万元增至9820万元，并注明社会法人股500万股由北京公司持有。北京公司在上述两份文件上加盖了公章。据某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资料载明：截至2003年9月3日，北京公司共持有兰州公司股份700万股。
【一审情况】
甘肃集团以北京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金为由，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公司返还所持有的兰州公司500万股权及孳息。
北京公司答辩称：1、北京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期间是1998年4月13日至5月13日，甘肃集团未在诉讼时效的两年期间内即2000年5月14日之前起诉，已丧失胜诉权。2、由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甘肃集团欠兰州公司大量债务，甘肃集团、北京公司和兰州公司协商后一致口头同意由兰州公司代甘肃集团收取750万元股权转让金，抵销部分债务。北京公司已于1998年5月8日向兰州公司电汇500万元，于1998年5月18日委托北京某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贸公司）向兰州公司电汇剩余250万元。因此，北京公司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诉讼中，兰州市公安局出具证明称：1999年11月11日，甘肃集团报案称该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某在负责该公司股票上市发行期间，与北京公司串通骗取甘肃集团持有的兰州公司500万股法人股权，要求公安局立案侦查。该局于1999年11月12日受理，经多次调查后，于2002年12月以证据不足为由通知甘肃集团不予立案。
2005年5月27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因向公安局报案而中断，并从2002年12月起重新起算，故甘肃集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价款支付的
方式约定明确，合同双方就付款方式及对象未曾达成新的协议，甘肃集团与兰州公司间也没有关于债务抵销的约定，故北京公司履行对象错误。但鉴于北京公司已向甘肃集团的关联公司——兰州公司支付了该笔股权转让款，法院判决由兰州公司向甘肃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750万元。
【天同代理】
甘肃集团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委托天同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
天同律师对北京公司的抗辩理由及一审判决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两个问题：
1、北京公司是否向甘肃集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甘肃集团介绍，其与兰州公司的相应账目已被原副总经理王某销毁，北京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兰州公司与甘肃集团抵销了750万元债务。天同律师认为，一审判决中认定北京公司已向兰州公司支付了750万元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如果北京公司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该事实不会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
此外天同律师认为，北京公司主张三方存在口头协议，一审判决对此并未查明。如果口头协议存在，则北京公司已向兰州公司付款，而兰州公司又与甘肃集团债务抵销，不应存在向甘肃集团返还750万元转让款的问题；如果口头协议不存在，则甘肃集团要求北京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与兰州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驳回甘肃集团的诉讼请求，存在明显错误。
2、若北京公司未向甘肃集团支付转让款，甘肃集团是否有权要求北京公司返还所持兰州公司股权
天同律师认为，若北京公司未向甘肃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其行为构成重大违约，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甘肃集团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北京公司返
还所持兰州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天同律师也提醒甘肃集团诉讼中的风险。本案涉及合同法与公司法的冲突问题：合同法是行为法，规范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公司法兼有行为法和组织法的特征，涉及公司、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及公司员工等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二审法院可能会以维护公司的稳定性、保护既成的交易关系为由，判令北京公司向甘肃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从而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二审情况】
二审过程中，甘肃集团向法院提交的北京公司与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贸公司”）的《投资合作协议》表明，北京公司只是兰州公司名义上的股东，真正的股东是科贸公司。而科贸公司正是王某所有，王某企图利用其系兰州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特殊身份，通过股权转让损害公司利益。
法院也向银行查询750万款项汇出情况，银行方面确认款项确已汇出，但无法查证是否汇入兰州公司账户。
对此，天同律师认为：
1、从兰州公司的审计报告可见，兰州公司与科贸公司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即使兰州公司收到了科贸公司的款项，也不表明该款就是股权转让款；
2、即使兰州公司公司收到了款项，也与甘肃集团无关，因为在甘肃集团与北京公司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对收款帐号是有明确约定的，甘肃集团也从未委托兰州公司代收股权转让款；
3、北京公司称由兰州公司代收股权转让款的原因，是甘肃集团对兰州公司负有债务。但从兰州公司的审计报告可见，甘肃集团并未拖欠兰州公司款项，相反是兰州公司对甘肃集团负有债务，因此北京公司的主张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4、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王某利用对兰州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通过科贸
公司和北京公司，损害甘肃集团和兰州公司的利益。
二审开庭后，双方均表示愿意进行调解。天同律师提醒委托人甘肃集团，本案纠纷产生已有7年，能否因为北京公司未支付转让款为由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退回股权，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终判决情况如何犹未可知。甘肃集团也依天同律师的建议，提出了调解方案：兰州公司向北京公司返还750万元的款项及利息，北京公司向甘肃集团返还股权，甘肃集团向北京公司支付一定的补偿。
北京公司最终接受了该调解方案。2006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三方的调解协议，天同律师完全实现了委托人甘肃集团的诉讼目的。
【律师手记】
《合同法》作为民法规范，最基本的原则是坚持公平优先，规范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司法》遵循了商法思维，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应当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性。股权转让合同跨越《合同法》和《公司法》两大法域，认定其效力时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合同的生效只是确定了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实际履行还有赖于股权的交付和价款的支付。
在本案中，甘肃集团已经履行了作为股权转让方的义务，兰州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也证实这点；但是，北京公司却未能如约履行作为受让方的付款义务。从合同的层面思考，北京公司未能履行主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甘肃集团有权解除合同。从公司法的角度考虑，公司的股权变动往往涉及公司、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及公司员工等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应尽量维护公司的稳定性、保护既成的交易关系。《合同法》与《公司法》应当如何取舍？
本案最终以调解结案，法院并没有以明确的法律文书解答上述问题。天同律师在代理本案过程中体会到，在民法与商法的具体制度适用上，应采用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但在商法规定不清或没有规定时，民法作为基本法应有效地发挥补充作用。即在本案中，《公司法》对股权转让合同的瑕疵履行没有具体规定，则应首先考虑一般合同瑕疵履行的法律规定，天同律师也依此维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
【案例研究】股权转让协议中欺诈和显失公平的认定 2003年8月，王某、张某、温某、汤某共同出资设立H 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王某和张某各出资20万元、温某、汤某各出资5万元。2008年9月10日，王某、温某、汤某作为转让方，张某、杨某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温某、汤某将其各自持有的H公司10％的股权，合计2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张某，王某将H公司40％的股权，作价20万元转让给杨某；本协议生效后3日内，受让方给付转让方股权转让款，并开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是“债务抵销协议”主协议的附属合同，“债务抵销协议”正式生效后，本协议方可生效并履行。 2008年9月21日，H公司、G公司、Z公司、杨某、彭某签订“债务抵销协议”，内容为：一、债务抵销1.1 G公司同意不再要求杨某偿还所欠G公司约500万元承包经营费用，同时H公司股东张某、王某、汤某、温某同意将H公司股份按第1.2及1.3款细则有条件逐步转让给杨某或杨某指定的人，用于抵销：（1）彭某所欠Z公司及杨某的所有债务；（2）G公司所欠Z公司及杨某的所有债务；（3）杨某对G公司所属的建设项目投资款及股份，抵销后杨某不再对该项目拥有任何权益，其所有权益转给S公司；（4）Z公司对某饭店
项目的投资及各种权益，抵销后杨某不再对该项目拥有任何权益，其所有权益转给S公司。由于H公司及G公司提供的抵销项（H公司、G公司〔“咸阳项目”除外〕、西北影城相关权益）对价总额高于G公司和彭某须向Z公司及杨某偿还的所有债务和须清退的所有项目与投资，因此杨某应向H公司股东张某、王某、汤某、温某再补偿支付1800万元人民币补偿费（不含税），此款在本协议签署3日内支付1000万元，其余款项按1.3款的方式支付。1.2各方同意，在1.1 条款履行完成后：（1）杨某拥有H公司40％的股份，张某拥有60％的股份；（2）彭某不再欠Z公司及杨某前述债务；（3）G公司不再欠Z公司及杨某任何债务；（4）H公司股东不再欠彭某任何债务；（5）H公司股东不再欠杨某及Z公司任何债务；（6）S公司拥有杨某对陕西工银段家堡留地建设项目和对西安天园饭店项目所作的投资及各种权益，杨某和Z公司不再拥有；（7）杨某之前拟对G公司10％股东的购买和曾获承诺的10％的股份不再有效，也不对其拥有任何权益。1.3杨某保证分4年向张某购买其持有的H公司60％的股份，张某保证同意转让，具体履行方式为：（1）2009年1月31日前，杨某向张某付款200万元后，张某转出15％股权给杨某；（2）2010年1月31日前，杨某向张某付款200万元后，张某转出15％的股权给杨某；（3）2011年1月31日前，杨某向张某付款200万元后，张某转出1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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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公司，同时也为项目的设计、规划投入了将近140万元。然而，两被告收款后却以协议无效为由，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事宜，并恶意诉讼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该诉讼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因此撤回诉讼。根据和解协议，茅某、马某在2012年5月30日前支付原告340万元的，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否则双方继续履行协议，并由茅某、马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现被告未向原告返还款项，原告认为，应继续履行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请求确认原告在某2公司占有20,股权，并判令三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茅某、马某未辩称。 被告某2公司辩称，对原告所述事实和诉请无异议。确认茅某、马某已将其股权转让原告，原告占有公司股份20,。 原告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汇款证明和收条、民事起诉书和裁定书及和解协议、某2公司(某公司)的创办批复、公司修改的章程、公司原股东季某、陆某转让股权协议书、关于某村退出公司股份协议书、某村名称变更证明、公函、见证书、 厂房转让协议书、某村证明。 三被告未提供证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某公司无异议。 根据原告的陈述及经审核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如下事实:2000年9月8日，南汇县盐仓镇人民政府出文批复，同意某村村民委员会前身某村村民委员会创办某公司。批文载明，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某村出资40万元，陆某、季某各出资5万元。2001年1月，某公司与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约定某村认缴的40万元由季某承担，季某拥有公司股份90,。2003年9月20日，被告茅某与案外人季某签订某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厂房转让金170万元。2004年5月20日，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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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省仙居县资产经营公司，20XX 年9月15日经仙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仙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XX年3月1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后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XX年7月9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状)组成合议庭于20XX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金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斌、姚毅琳，被告（原审原告）仙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健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江波、毛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昌公司诉称：2000年6月15日，金昌公司与仙居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仙居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医药）的570.076万股，占浙江医药总股本的2.47％，全部转让给金昌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468.14万元，同时协议还约定，仙居公司在转让股权的同时将其拥有的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益一并转让继受。协议签署后，金昌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仙居公司，仙居公司也将基于浙江医药股权而拥有的收益权、董事及监事推荐权、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授予金昌公司，并承诺不再将上述权利授予其他任何主体。但仙居公司在收取股权转让款后一直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即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浙商初字第3号原告（反诉被告）：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城关镇横街33号。 法定代表人：金云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斌、姚毅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仙居县南峰街道环城南路（财政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江波，男，1970年4月3日出生，该公司办公室职员。 委托代理人：毛侃，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为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省仙居县资产经营公司，2009年9月15日经仙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仙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0年3月1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10年7月9日立案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金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斌、姚毅琳，被告（原审原告）仙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健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江波、毛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昌公司诉称：2000年6月15日，金昌公司与仙居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仙居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医药）的570.076万股，占浙江医药总股本的2.47％，全部转让给金昌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468.14万元，同时协议还约定，仙居公司在转让股权的同时将其拥有的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益一并转让继受。协议签署后，金昌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仙居公司，仙居公司也将基于浙江医药股权而拥有的收益权、董事及监事推荐权、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授予金昌公司，并承诺不再将上述权利授予其他任何主体。但仙居公司在收取股权转让款后一直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即股权过户。由于仙居公司自始未向主管机关提交股权转让审批所需材料，导致金昌公司股东权益始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仙居公司的不作为行为不仅使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至今未能实现，也使诚信守约的金昌公司蒙受重大经济损失。金昌公司于2007年12月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请求判令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过户义务，将全部股权过户至金昌公司，并办理完成股权转让过程中约定的所有义务。经杭州仲裁委员会审理，于2008年8月5日作出（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