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文献综述姓名：万园园学号：1101909026国际法文献综述摘要本文就近年来国际公法领域学者比较关注的国际法理论、国际人权法、领土法、海洋法，海盗罪规制方面的研究进展,搜集了2010年在国内主要杂志及期刊上上发表的研究报道。
综述按国际公法集中的主要研究领域分类。
在每一个领域内集中分析了学者最多研究的论题，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主权让渡人权法有效占领大陆架划界海盗罪规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法在法学领域越来越重要，对于国际法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2010年对于国际法领域来说是一个继续发展的年份，学者在进行着更详细更内涵的研究，并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本人下载并浏览了数百篇有关国际法各领域的相关文章，研读了五十余篇，并查阅了几十本相关书籍。
概括起来，2010年在国际法领域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际法理论方面（一）一些学者继续研读著名法学家普芬道夫的法律思想和著作后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并且进行了一些重新解读。
普芬道夫在其代表作《自然法与国际法》中构建了一个普遍的、庞大的自然法体系,具体涵盖了自然法的普遍性以及自然法的主体、起源及其与实在法的关系、自然法上某些权利义务的转换、条约与契约的一般规则、财产权的规则、争端解决的规则、国家理论、自然法基本原则等内容。
程华认为尽管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侧重于探讨自然国际法,但并未刻意忽视实在法在构建国际法中的作用,故而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体系。
罗国强认为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远远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并对后世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引起所有在法哲学和国际法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持续关注,并可以作为新世纪自然法与国际法否定之否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国家主权让渡是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主权行使方式的重大变革，主权的这一变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主权理论与实践动态契合的必然结果。
对此，国内外学者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诸多适应主权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但囿于东西方差异，学者们对国家主权让渡的研究视角及认识与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其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对主权本体的不同理解和把握，国外学者主要的是把主权看作是一个量的概念，国内学者则更注重主权的质的规定性，而如何看待主权本体将直接关系着主权让渡的发展和走势。
国外学者提出“主权弱化论”、“主权强化论”以及“主权过时论”的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主权权“让渡”或“转让”的理论。
西方的主权让渡理论以主权的可分割性为理论基础，认为主权不是质的、而是量的概念，因此具有可增减性。
主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文化主权、金融主权、军事主权、司法主权和信息主权等。
不同主权能够履行多种不同的功能，没有名义和法理上平等的主权，主权就像一个篮子，不同篮了单的东西不完全是一样的。
以主权的可分割性为前提，西方学者认为主权是可以让渡的，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割让部分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
如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以国际关系的学科背景和方法,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现实出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改变传统的主权观念,主权让渡是必要和合理的。
国内学者如刘凯认为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世界政治的进程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权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生存与发展受世界体系和全球利益的制约，国家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对主权的结构和行使的方式做出相应调整，在某些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适当让渡主权。
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背景下，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和获取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嬗变，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的相互交融和开放性利益与非物质性利益对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日益重要，这也使得国际合作和主权让渡对于增进国家利益愈益显得必要。
张英娇认为人权、主权、球权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三项权利。
三者中，人权是核心；主权是人权的延伸，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而球权则是人权和主权的让渡，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基本的人权。
董宁博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
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赋予国际关系现实以独特的内容并在多方面为国家主权让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契合为主权让渡提供了空间,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的分离为国家主权让渡提供了运作上的方便,内政与外交的一致性奠定了主权让渡的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为主权让渡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
二、人权法领域（一）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各国对人权日益尊重和保护的今天，人道主义干预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争论。
中国学者对人道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际法理论探讨方面，着重论述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国际法的冲突，认为人道主义干预需要严格的国际规制。
他们大都认为人道主义干预者对他国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违反了“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蔑视。
例如，作为人道主义干预之一的新干涉主义，不仅对国际法的实体和程序构成极大威胁，而且践踏了联合国宪章。
如李博文从卢旺达悲剧这一事件进行国际法论述，并认为在坚持《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联合国框架下，为引入人道主义干预设计好合理的制约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碰到下一个“卢旺达”时将不会有悲剧发生。
目前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主要有：“人权高于主权论”、不干涉原则例外论、人道主义干预“合法论”、“新干涉主义”、“国家失败论”、新帝国主义论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最新发展———“保护的责任”等，它们正是以此为借口对他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在理论界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提出的合法人道主义干预的规范性问题,不仅从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层面分析了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限制性,而且更多地从社会连带主义的世界社会层面探析了它们的可能性发展方向。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新的理论解释范式,探讨了干预的例外与规范之间相互转化关系,很好地弥补了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存在的无法解释国际体系变化的不足。
（二）近年来，国际人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施监赞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化，其标志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迅速发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建立，新的人权公约在实施监督机制方面的创新，以及非政府人权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在促进、监督国际人权法实施方面作用的日益凸显。
针对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践探讨。
张爱宁认为强化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实施监督机制，使国际人权法从纸上的法变为行动中的法，成为国际人权法发展的新动向。
“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创设使国际人权文件确立的各项人权获得尊重、保护和实现的监督机制，如果既有人权不能保证实施，那么确立再多的权利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吴晓明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看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认为人权理事会建章立制的一揽子方案的通过，标志着联合国新的人权事务处理机构已经开始运行。
人权理事会在地位、成员数目、职能和运行方式等问题上都对原来的人权委员会的做法进行了改革。
并提出了人权理事会作为一个新的机构，成功实现了从人权委员会到理事会的过渡，而且具体的制度也已经确立下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实践中检验这些制度的效果。
并提出几个问题对于人权理事会的前景是至关重要的。
即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怎样保证机构按设想的轨道运行等方面。
毛俊响在对国际人权公约权利限制条款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缔约国限制个人权利的行使，除应遵守权利限制条款所规定的法定限制条件之外，还应遵循蕴含在其中的合法性原则、必要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和禁止滥用限制原则。
这四项基本原则表明权利限制条款更多地体现出限制性功能，权利限制条款的重点不是限制人权而是保护人权。
孙平华通过对美洲区域性人权保护和实施机制的研究，阐述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权公约》分别建立的两套并行的人权保护制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所涵盖的内容体系。
认为美洲人权公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人权主体理论，促进了区域性的国际人权保护;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框架下的人权监督和保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王秀梅则从朝鲜问题出发，分析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涉朝人权问题。
并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普遍定期审议制度是联合国人权改革的重大举措和主要的制度创新。
对会员国的普遍定期审议将可以避免人权委员会备受诉病的政治性及双重标准问题，从而以合作和真正对话的原则为基础促进和保护人权，增强会员国履行其人权义务的能力。
更有学者以国际人权公约及国际人权保护及实施监督机制为视角来透视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以及中国人权保护以及中国宪法问题，认为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逐步增强，我国的宪法以及刑事法律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必将逐步缩小，我国的人权保护也必将朝着国际化、民主化、科学化、和谐化发展和完善。
三、领土法领域在领土法领域，曾皓在2010年发表了多篇文章来论述领土法的新发展，分别以国际司法判例为视角以及主要针对有效占领制度这一被认为“是国际法庭所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领土法的新发展”的制度的论述展开的，同时也兼议了中印争议地区的归属。
他认为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国际领土与边界争端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经常、反复适用一些法律标准，因此逐渐发展出了一些有关领土法的国际惯例。
这些国际惯例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并被运用于诸多国际实践之中,成为了国际习惯法。
正是在国际司法判例的推动下,现代领土法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综合考虑理论成为解决国际领土与边界争端的指导原则,有关陆地划界法律依据的领土法规则逐步明确,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有效占领制度逐渐发展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因此利用有效占领制度来判断中印争议地区的归属,从而确定中印边界线的应然位置与走向。
通过比较中印两国在关键日期以前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占领证据可知,中印争议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因此,中印边界东段线应当位于东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学者们也论述不息。
刘燕霞从从黑瞎子岛回归看中国领土争端的解决，并分析“黑瞎子岛模式”对我国中印边界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领土争端的启示,论述这一新思维的现实可行性,最后指出这一模式为当前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
所谓“黑瞎子岛模式”实质就是国际法上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的“分割模式”。
根据这一模式,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对有争议的领土分割比例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一个比例(可以按双方协商的任何比例,其中包括全部分割给其中一方),按照这个比例对争议领土进行分割,以达到争议的解决。
苗丽指出中印边界问题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僵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