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的渗透王建妮内容提要 15世纪末16世纪初,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并得到了英国著名学者和亨利八世宫廷的支持。
为了促进人文主义传播并内化成英国人的文化品格继而影响英国社会,诸多学者和政界要人通过设立古典语言和人文学讲座、调整大学课程等方式将人文主义引入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学术、学院组织、学生家庭出身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 亨利八世 人文主义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一 人文主义在英国的兴起“人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创始人是一位名叫F.J.尼萨默(F.J.N i e t h a m m e r)的德国学者,他曾撰文呼吁人们重视中学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他将这两种语言课程所传授的古典知识称之为H u m a n i s m u s,也就是“人文主义”。
后经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发展,“人文主义”不仅被赋予了个人主义本质,而且被用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普遍特征。
进入20世纪之后,“人文主义”概念又有了新的解释,甚至被用来追溯古典文明或东方文明①。
虽然“人文主义”在史学界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笔者仍将沿用这一术语。
为了论述需要,笔者将本文中的“人文主义”解释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通过研究古典文化来思考与改变现实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实践活动。
不过地处西欧的英国人文主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有所不同,二者虽然都提倡回归古典时代,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汲取古典时代的价值理念,但前者重在宗教追求,后者重在世俗追求。
对于英国人文主义者而言,回归古代,就是回归早期基督教会时代,所以他们尊奉《圣经》的权威,宣扬基督的道德说教,并把它作为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他们学习古典语言和早期基督教父的著作,最主要的目的是研读和理解《圣经》;他们学习古典文学,不仅仅是折服于它的光彩夺目,更重要的是古典时代的文法、修辞、辩证法、历史等知识有助于更完整、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圣经》,优秀道德①关于人文主义的含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详见陈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一个有关史学认识的个案分析》,《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世 界 历 史2009年第2期家的道德规诫还可以成为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基督教导的具体指导①。
英国人文主义真正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因为那时的英国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人文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威廉·格罗辛(W i l l i a m G r o c y n)、约翰·科利特(J o h n C o l e t)、托马斯·林纳克(T h o m a s L i n a-c r e)和托马斯·莫尔(T h o m a s M o r e)。
他们在英国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在欧洲几乎没有与之相匹敌的人文主义团体,并以授课、写作或参与政治的方式传播人文主义。
格罗辛毕业于牛津大学,1488年前往意大利学习古典语言,师从波利齐阿诺(A n g e l o P o l i z i a n o)和查尔康迪莱斯(D e m e t r i u s C h a l c o n d y l e s),1491年回到牛津大学,自行开课讲授希腊语,他是第一位在大学里讲授希腊语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
1496年转向伦敦发展,与科利特等人共同切磋学问,年轻的人文主义学者莫尔和理查德·库克都曾跟随他学过希腊语。
格罗辛因精通希腊语、深谙古典文学、藏书丰富而享誉欧洲,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积极推崇者和倡导者②。
科利特毕业于剑桥大学,1493年外出游学,先后到过意大利和法国,吸收了皮科(P i c o)和费奇诺(F i c i n o)等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开始将人文主义方法运用于宗教问题研究,探索神学研习的新方式。
1495年回到牛津大学执教,讲授圣保罗书信集,开创了直接讲解《圣经》章节而非是彼得·隆巴德(P e t e r L o m b a r d)的《命题》,援引早期基督教著作家而非经院神学家的观点佐证,运用文法分析而非推理论证方法讲授神学的先例。
1505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任教长,创办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新学校,即著名的圣保罗学校,聘请精通古典文法的英国学者威廉·利利(W i l l i a m L i l y)担任高级教师,向学生们讲授优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③。
林纳克毕业于牛津大学,1487年前往意大利游学,曾在佛罗伦萨与格罗辛一起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1490年至1492/1493年待在罗马,尔后前往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
1499年回到伦敦,曾担任亨利八世及其女儿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
由于医术高明,他还曾是亨利八世的专职医生。
林纳克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用准确优雅的拉丁语翻译过许多古典著作,其中再版数次的是他翻译的古罗马著名医学理论家盖仑的一系列医学著作④。
莫尔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两年,1496年进入林肯法律协会学习罗马法,1502年成为一名律师。
身在伦敦的莫尔与格罗辛、林纳克、利利等人来往密切,他跟随格罗辛学习了希腊语,阅读并翻译了希腊作家卢西恩的讽刺作品,在利利的帮助下,阅读并翻译了《皮科的一生》及皮科的书信。
1504年以后,莫尔开始了从政生涯,先后担任过下议院议员(1504年)、伦敦治安法官(1510—1519年)、下议院议长(1523年)、英国大法官(1529—1532年),并多次出使国外。
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莫尔积极支持和资助古典文学及《圣经》研习,他自己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也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⑤。
这个强有力的人文主义团体还有一位坚定的盟友———北欧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伊拉斯谟,他曾经80①②③④⑤关于英国人文主义的特点详见马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社会秩序》(M a r g o T o d d,C h r i s t i a nH u m a n i s ma n dt h e P u-r i t a nS o c i a l O r d e r),剑桥1987年版,第22—52页;詹姆斯·K.麦克尼卡:《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政策》(J a m e s K.M c C o n i c a,E n g l i s hH u m a n i s t s a n dR e f o r m a t i o nP o l i t i c s u n d e r H e n r yⅧa n dE d w a r dⅥ),牛津1965年版,第13—43页。
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P e t e r G.B i e t e n h o l z,e d.,C o n t e m p o r a r i e s o f E r a s m u s:AB i o g r a p h i c a l R e g i s t e r o f t h e R e n a i s s a n c e a n d R e f o r m a t i o n)第2卷,多伦多1985—1987年版,第135—136页。
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1卷,第324—328页。
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2卷,第331—332页。
彼得·G.比坦霍尔兹编:《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人物传记》第3卷,第456—458页。
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的渗透5次访问英国,与科利特、莫尔等人相识并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1499年第一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与科利特相识,受后者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神学问题的鼓舞,坚定地走上了将古代异教徒的道德观念与基督教早期教父著作相结合,阐释和宣扬基督道德学说的道路①。
伊拉斯谟也大力支持科利特建立圣保罗学校,帮忙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并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等②。
1505—1506年第二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协助莫尔翻译了卢西恩的作品③。
1509年第三次访问英国期间,伊拉斯谟接受剑桥大学校长约翰·费希尔的邀请,前往该校讲授希腊语和神学(1511—1514年)。
在执教期间,他还致力于写作,编写了哲罗姆书信集,校对并翻译了希腊语《圣经·新约全书》。
受他影响,剑桥大学的年轻学者亨利·布罗克、约翰·弗恩等人皆走上了传播人文主义的道路④。
英国人文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除了受益于人文主义者的宣传,也得到了亨利八世宫廷的支持和赞助。
亨利八世本人受过令人羡慕的古典文化教育,两位桂冠诗人威廉·霍恩和约翰·斯凯尔特曾担任他的家庭教师。
他通晓拉丁语、法语、英语,甚至略通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他爱好音乐,长于乐器演奏,而且擅长各种绅士技艺。
另外,他对天文地理也抱有浓厚的兴趣⑤。
他被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奉为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典范:跟随饱学之士接受过最流行的教育,善于接受新思想,并且是一位慷慨大方的文艺赞助者。
国王秘书理查德·佩斯赞誉说:“我们有一位无比尊贵的君主,他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学识上远胜过其他基督教王公。
他对所有饱学之士都抱有好感,以至于没有什么比有关学者和书籍的谈话更令他乐意倾听的事情了。
”⑥更可喜的是亨利八世身边围绕着一批支持人文主义的达官显贵。
王后阿拉贡·凯瑟琳就是一位知识女性,她曾经跟随彼得·马特等人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熟悉罗马古典著作和奥古斯丁等早期基督教父的作品。
除了西班牙语,她还能熟练地说英语和法语。
伊拉斯谟称赞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文知识的提倡者”⑦。
约克大主教兼教皇使节托马斯·沃尔西凭借自己的显赫地位不仅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举荐为官员,而且还插手牛津大学事务,促成希腊语和人文学课程的建立。
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和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则分别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开设人文学课程⑧。
此外,人文主义学者也填充了宫廷中的许多职位,如王后侍从蒙乔伊勋爵、国王的拉丁语秘书阿莫尼奥、御用医生林纳克、在政坛上声名鹊起的莫尔⑨。
伊拉斯谟将英国宫廷奉为知识和虔信的典范,因为这里可引以为荣的学者多于任何一所大学10。
他曾经说:“因为对文学热情和学者舒心的渴81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F.西博姆:《牛津大学的改革者:约翰·科利特、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合作史》(F.S e e b o h m,T h e O x f o r dr e f o r m e r s: J o h n C o l e t,E r a s m u s,a n dT h o m a s M o r e:B e i n g ah i s t o r y o f t h e i r f e l l o w-w o r k),伦敦1887年版,第5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