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智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第35卷(总185期)]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

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

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道德理想主义，二、普遍和谐观念，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

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

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旧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

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

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代“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

《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代“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代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

《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

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

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

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

‟，‟‟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

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

《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

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

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

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

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

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

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

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

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

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话、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

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细。

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

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

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

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

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

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

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

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相关的意义。

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

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

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

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

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

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

《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

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

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

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

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

人应该刚健有为。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

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

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

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

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

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

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

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

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

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

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

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

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

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

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

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

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

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

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

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

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

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于一切方面。

人的生命殖民化了。

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

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

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

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

“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

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

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