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赵雪华(安徽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000)[内容摘要]“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上重要的形象类型。

这是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却一无所成；心怀远大抱负却流连于空虚生活。

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于一身。

优秀青年之所以堕落或被埋没，有一系列时代与社会原因及自身原因。

然而，也并非所有性格矛盾的优秀贵族青年最终都成为“多余人”。

这既是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为社会生活现实所决定的。

[关键词]多余人；贵族；主人道德；奴隶道德[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4-0070-04[作者简介]赵雪华(1976-)，女，吉林长春人，安徽省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起步较晚，整个18世纪还处于对西方文学艺术成就的模仿阶段。

然而，在19世纪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西方任何一国的文学在生活中出现的时候，都不曾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和速度，发出了这么强烈耀眼的才智的光辉……全世界都惊讶于它的美和力量。

”[1]1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塑造了诸多的文学形象，其中以令人叹息、令人惋惜、令人难忘的“多余人”形象最为突出。

这是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却一无所成；心怀远大抱负却流连于空虚生活。

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于一身。

一、“多余人”性格形成的客观原因性格的形成必然有一系列客观原因。

外界环境影响性格的形成，典型环境造就典型性格。

俄罗斯优秀贵族青年如此矛盾的性格也应置于当时世界大环境中去考察。

(一)国外环境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1762~1796)也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兴盛和德国哲学繁荣时期。

18世纪初开始，法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

他们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对传统观念和习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

伏尔泰反对一切压迫，主张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宗教自由。

但是他不拥护民主，对下层社会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认为愚昧、无知、落后的民众是一群暴徒，必须要利用国家机器这个强大的手段加以控制，否则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

卢梭于1755年发表了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他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文明社会的所谓进步，实际上是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

国家制度原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正和人们的安全，却反而成了人压迫人的手段。

专制制度只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能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应将其推翻。

1762他的《社会契约论》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

而在18世纪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早已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两党制、内阁制都得到了完善发展。

而18世纪的俄国还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国家。

彼得一世的贵族子弟必须出国留学的政策使一些贵族青年有机会走出闭塞的俄国，接触西欧的启蒙思想。

在国外的先进贵族青年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后，开始剖析自我，思考社会的发展。

(二)国内环境海外留学的先进贵族青年的思想明显带有反封建反专制色彩，这是令当时国内的贵族大为惊讶的，惊呼他们是“疯子”。

他们的主张和想法不可能得到周围人的支持和理解。

所有的思想也无法付诸实施，即便有些人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难免落败的结果。

他们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们所崇尚的启蒙思想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英法的启蒙思想家们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而且又不完全否定宗教和上帝；他们的自由平等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所理解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因而他们所倡导的“华美的口号”在农奴制的俄国最终都得变成一纸空文[2]。

第二，当时的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让他们有所作为。

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异端思想便被迫害和镇压：剥夺贵族封号、囚禁、流放、甚至处决。

单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又能有何作为。

第三，他们的思想不但不被上层社会所理解，也不被社会下层所理解。

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使社会分裂，一边是受全方位高等教育的贵族，另一边是近乎文盲的广大农奴群众。

十二月党人为了解放受压迫的广大民众在参政院广场起义，而愚昧无知的民众还以为他们在军事演习。

真枪实弹的射击和流血牺牲也未能唤醒他们。

贵族优秀人士灿灿生辉的进步思想与当时黑暗的俄国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理想无法化为现实，现实也不可能变成“理想国”。

二、“多余人”性格形成的主观原因性格的形成不仅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各阶层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也决定着性格的形成。

“多余人”们都是贵族中的优秀代表：高贵富有、才华横溢、博闻强识、思维敏捷、谈吐非凡、精力充沛、善良敏感。

时刻思考着如何为祖国、为民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富国强民，又无从着手；有所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身为统治阶级，又憎恨统治阶级的压迫行径。

深深地同情劳苦大众，又不愿低下他的高贵的头颅，与劳苦大众结成同盟。

游移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法确定自己的社会归属，而成为“多余人”。

社会精英如何成为“多余人”?这些优秀贵族青年为何过着优裕的生活，而脑子里却盘算着要跟统治阶级对抗，乃至在参政院广场武装起义?首先我们要追溯贵族的起源。

贵族是俄国古老的社会阶层，起源于12世纪[3]41-47。

原是大公们的亲兵和侍卫，后因作战有功，得到世袭领地等封赏，养尊处优。

由于世袭制，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要职。

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职官秩序表”(Табельорангах)，将文武官员分为14个等级，其特点是破除门阀，不以门第取仕，而凭才能和论功选官，从而把公职人员与贵族合为一体[3]47-48。

主要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所有人论功分级，不分出身。

这个制度提升了平民地位的同时也降低了贵族的社会地位。

贵族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成为为国家和沙皇服役的社会阶层。

当时社会执行的是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令贵族锦衣玉食，贵族也可能因为触怒沙皇，被剥夺贵族封号，流放乃至处决。

贵族阶级既是统治阶级的支柱，又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贵族社会属性的分裂造成了其心理分裂。

一方面，痛恨沙皇一人掌握生杀大权；一方面又依赖沙皇，希望在仕途能飞黄腾达，被加官晋爵。

贵族社会越是发展，这种自我毁灭性的内心矛盾就越是加剧。

矛盾激化到顶点就是进步贵族青年与沙皇政府由相安无事发展到针锋相对。

其次，“多余人”脱离了社会上层，在社会下层也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贵族有贵族自己的道德标准，使他们不能与广大民众融为一体。

贵族相信在人们之间存在长长的等级阶梯和差别。

贵族处在贵族阶层就要做贵族的事，民众处在民众的阶层就要做民众的事。

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沙皇和贵族是社会上层，广大民众属于社会下层。

社会上层是知识和财富的所有者，理应统治愚昧无知、一无所有的社会下层。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W 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阐释“什么是贵族”时，把道德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4]187。

高傲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特征，是主人道德规范。

而奴隶道德规范指顺从、俯首帖耳、不由自主、身不由己。

与高傲相对的是卑贱。

目光游移、沿街乞讨、逢迎攀附都是卑贱之举，贵族自觉与之划清界限[4]188。

贵族对这些软弱，附和他人之徒嗤之以鼻，他们崇尚力量，即权威。

有权威才会有尊严。

严格遵守主人道德的贵族被视为典范、榜样、优秀者。

他们的眼睛不会向上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在社会上层。

当他们向下看时，分两种情况：一是教训下层民众，二是同情下层民众，这种同情也不过是他们旺盛的精力宣泄的一种方式。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中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放弃贵族荣誉与财产，追随玛丝洛娃来到流放地。

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拯救玛丝洛娃；另一个是拯救他自己。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是把自己同玛丝洛娃区别并对立起来。

封号、金钱、地位无非是外在的东西，改变不了人的本质，贵族终究是贵族，一无所有也是贵族。

旺盛的精力应该有个方向，他把目标锁定在玛丝洛娃身上。

这是一种同情之举，而不是融合。

第三，不仅仅是贵族，人类本身也具有一些人类特质，这也决定了性格的形成。

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认为：两个互不相干却又密切相连的事物——思想和行动——统一于人的生命冲动，它们都是人的生命冲动的一种表达。

人的生命冲动就是人的实质，即自我维护和自我保护[5]32。

人的所有原始的本能都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当人类发展到理性阶段，人经过理性思考所追求的其实和人的原始本能盲目追求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追求自我维护和自我保护。

所以，经过理性思考后的自我牺牲也是不可能的。

人自然地会尽量维护和加强任何提高生命力的东西，破坏和减弱任何降低生命力的东西。

与之相应地就是赠所爱之人以欢乐，赠所恨之人以痛苦[5]34。

所以，利他主义行为实质上来自于利己主义动机。

虽然这种观点令人悲伤，却是人的本质。

聂赫留朵夫四方奔走，尽可能在衣食住多方面给狱中的玛丝洛娃各种关照。

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而是出于为自己赎罪的动机。

他深感社会下层被欺凌被压迫，自己在玛丝洛娃面前是有罪的。

赎罪之后呢?他就又可以是心安理得的贵族了。

他依然是贵族，她依然是底层一员，什么也没改变。

所以人类的这种源于利己主义的利他主义思想也很难使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融为一体。

三、对“多余人”的重新分类“多余人”的形成固然有其多方面原因，是19世纪一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

但我们纵观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画廊，会发现也并不是所有内心矛盾、性格分裂的优秀贵族青年最终都成了“多余人”。

贵族青年奥涅金(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1823-1831)从小跟从法国家庭教师学习，受的是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的贵族教育。

既无“艰苦劳作”的习惯，又不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也不想通过进入军界光宗耀祖[1]124。

世袭制让他从出生便拥有了一切。

彼得堡的舞会、沙龙、剧院不足以吸纳他那旺盛的精力。

决斗，追求有夫之妇……这些都是他的所作所为。

他还到乡下做些“减少地租”等所谓的善事。

他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这是一本关于政权和人民的关系的书，想过社会政治问题，也想过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也思考过自己的未来生活。

他“冷漠而懒散”的心灵在觉醒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并未导致他性格的根本改变。

他对上流社会憎恨也好，厌恶也好，但并没有脱离和抛弃。

他从彼得堡来到乡下，也从没想过要过社会底层的生活。

他归顺了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接纳了他。

最后在小说结尾处奥涅金还是在彼得堡将军家的舞会现身了。

因此，奥涅金还不足以是“多余人”，顶多是“多余人”的前身。

1840年，莱蒙托夫发表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