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从“自然译者”到PACTE模型：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管窥*王传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市300071）摘要翻译能力研究是西方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已经对翻译教学特别是系统化的职业译者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的阶段性出发，探究了其理论研究的渊源和标志性学术成果，旨在为我国的职业译者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翻译能力理论研究译者训练Abstract As a fronti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has contribu-ted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general，and translator training in particular，which i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system-atic manner.This paper，based on a3-stage generalization，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major academic outcomes in each stage，in hope of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ranslator training in China.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能力，顾名思义，是译者在开展翻译活动过程中必备的职业技能和心理素养。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产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起到重要的协调与沟通作用［1］。
这种由翻译活动日渐“世界化”带来的文化翻译趋势明显加大了对译者职业能力的要求。
为此，科学的职业译者训练体系应该以翻译能力的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为基础［2］。
就翻译能力建设问题，西方学术界大致延续了从早期强调双语禀赋的“自然译者”阶段到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复合翻译能力观，及至目前具有主流学术地位的多元动态能力构建学说。
1“自然译者”观乔姆斯基的语言———行为分析框架对西方早期的翻译能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十世纪70年代，哈瑞斯和舍伍德（1978）基于对双语儿童翻译行为的研究，提出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自然译者”观点，特别强调翻译能力的天赋性、自发性和阶段性［3］。
他们认为，随着双语能力的发展，翻译能力会自然地出现；翻译能力归根结底是双语能力的衍生物，其实质是基于双语能力的语言转换能力。
这两位学者还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翻译能力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前翻译阶段（pre-translation）：以字词翻译为主，强调语言间的功能转化；2）自动翻译阶段（auto-transla-tion）：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自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内容，侧重自身的反应；3）通导阶段（transduction）：双语者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协助他人实现跨语言交际。
在哈瑞斯和舍伍德研究的基础上，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翻译能力就是理想的双语能力（ideal bilingual competence）或理想的译者能力（ideal translator’s competence）。
这些学者受乔姆斯基“理想的说话者———听者能力”（competence of the ideal speaker-hearer）观点的影响，认为理想的双语能力必定是在双语环境中形成的，译者需要完全精通源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当中不受记忆缺陷、注意力、兴趣或失误等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说，只有双语者才能具备真正的翻译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一位在翻译第25卷4期2012年11月中国科技翻译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Vol.25.No.4Nov.2012*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2XYY1116）和“2011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项目”联合资助（MTIJZW201106）。
作者电邮：wangchuanying6903@收稿日期：2012-07-15/32过程中不受其它因素影响的“理想译者”。
就此，让·德利尔指出，双语能力与翻译能力虽是近亲，世界各国大量出现的不具备双语禀赋但经过严格的后天训练而成为合格译者的经验证明后天培养翻译能力的可行性。
尽管如此，“自然译者”观毕竟开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的先河，具有理论前瞻性和学术铺垫价值［3］。
2复合翻译能力观“自然译者”理论的局限以及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口译实践对译者提出了全方位能力要求，促使西方学者从多种能力构成的视角探讨翻译能力的形成机制。
海姆斯（1972）认为，翻译本身是一种交际行为，是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运用；译者不仅需要源语和目标语的双语能力，更需要跨文化交际能力。
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以多元的视角，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能力，成为复合翻译能力的理论基础［3］。
威尔斯（1976）较早提出，所谓的翻译能力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第一语言能力（L1competence）；2）第二语言能力（L2 competence）；3）超语言能力（supercompe-tence），即在第一和第二语言及语篇系统间转换信息的能力。
图里对哈瑞斯和舍伍德“自然译者”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他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文化的框架内把原文用目标语呈现出来。
该定义特别强调目标语文化的规范作用，将翻译研究的范畴从语言层面拓展到文化层面。
为此，他提出翻译能力和双语能力并不能等同起来。
一方面，翻译能力确实部分来自“天生的翻译素质”（innate predisposition for translating），而这一素质的实现可以双语能力为基础，因为双语能力能确保译者更好地建立语际关联。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技能，翻译又是一种交际行为，由社会、功能因素激发、启动［2］。
双语者要想成为一名合格译者，不仅需要先天的语言能力，还应具备其他后天形成的能力。
虽然双语者确实具有禀赋优势，但这种禀赋能否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后天训练。
这就意味着，翻译能力实质上“是先天和养成的综合产物”［3］。
在此基础上，图里（1995）提出，包括双语者在内的“母语译者”（native translator）能力的培养必须经历三个阶段：1）被动接受规范。
译者首先通过个体行为的社会化，被动接受已有规范；2）获得外部反馈。
这种反馈的本质是规范性的，代表了译者所处文化环境的规范，属于外部控制手段［2］；3）构建个体翻译能力。
随着规范性反馈的不断增加，译者行为持续社会化，职业能力不断提高。
这种翻译能力是先天禀赋、后天训练、社会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4］。
图里强调，翻译过程中结构的变动势必催生一种转换机制，即在特定语言活动中激活双语各自的文化结构，使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各个内容层面上实现对等。
换句话说，双语者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适当的翻译规范后才能成为合格译者［5］。
在国外众多的翻译理论著述中，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可谓独树一帜。
他从翻译规范获得的视角，将早期的“自然译者”观放到翻译能力建构的分析框架下，使翻译能力真正成为一种分阶段获得的复合能力，译者的范畴也随之扩大到非双语者。
与图里类似，纽伯特（2000）主张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等成份能力，并认为转换能力是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之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同时调动上述各种能力，以确保其翻译行为能够顺利进行。
纽伯特进一步阐述了翻译能力具有的七大特点，即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近似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境遇性（situationality）和历史性（historicity）。
这些特点构成了翻译能力的背景特征，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
另外，这七大特点错综复杂，在翻译能力的构建、获得和使用上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例如，复杂性使翻译活动区别于其它交际职能；异质性表明翻译活动同时需要其它各种技能、语言知识和具体的专业技艺；近似性揭示了译者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只能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协助目标语读者理解源文的内容和形式；开放性指译者需不断发展交际技能、掌握相关知识，从而减少误译；创造性指出译者在原文的引导下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在目标语文化中创建译文本；境遇性则阐释了特定的目标语文化是发挥翻译能力的前提，同时也规定了翻译产生的结果；历史性则特指翻译能力的变通性，要求译者根据新形势变化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6］。
应该指出，纽伯特描述的翻译能力的多元性既体现了334期王传英：从“自然译者”到PACTE模型：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管窥翻译活动与其它交际活动截然不同的特殊性，也反映了“译者知识结构、认知机制和能力因素的复杂程度”［7］。
皮姆（1992）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将翻译能力定义为：1）为同一源文本生产多种译文本的能力；2）遵从特定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选择合适译文本的能力。
简而言之，皮姆认为翻译能力就是以目标语客户为服务导向的译本生成和选择能力，强调迅速、合理、自信的翻译过程［3］。
作为当代西方应用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皮姆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翻译行业的兴起对译者翻译能力发展的新要求。
吉尔（2009）综合法国释意学派理论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颇具特色的IDRC 模式（法语“阐释、决策、资源和约束条件”的缩略语）。
他认为，阐释和决策是译者的重要能力，而资源和约束条件则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并影响其产品质量的客观因素。
在IDRC模式中，理解是核心，阐释的程度因人而异，而决策才是关键行为［8］。
吉尔把翻译资源分为六种：已存在的语言知识；可支配知识；社会、交际、语言和认知能力；使用技术的能力；外部可用资源；行政、组织和商务能力等，而约束条件则有五项，即：译者的可用知识；社会、交际、语言和认知能力；技术使用能力；外部可用资源；翻译标准和客户要求等。
吉尔指出，“在理解的各个阶段，对相关译出语片段的阐释有赖于已存的信息资源，并做出抉择。
在表达的各个阶段，面对使用的词组和语言结构要做出抉择，不仅如此，抉择还体现在对信息的取舍上，保留哪些，修正哪些，需要通过解释增加哪些内容，这当然有赖于存在的资源和局限性”［8］。
IDRC模式是吉尔对多年翻译实践（包括口译和非文学文本笔译）与翻译教学经验的总结，其意义在于：1）像其他释意学派理论家一样，吉尔指出翻译的本质是释意，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同非语言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9］，指出译者提供给目标语听众或读者的是意思（sense），而获取意思才是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目的；2）吉尔的IDRC模式特别强调翻译能力的习得过程，指出翻译行为是受多方面因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共同制约的跨文化交际与决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