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讲人：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人：卢代富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参加人：经济贸易法学院部分教师及经济法专业博士生时间：2007年5月8日下午14：30—17：00地点：沙坪坝校区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卢代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平教授。

（热烈的掌声）下面请李昌麒教授致辞。

李昌麒：尊敬的江平教授，各位老师，大家好！首先我代表经济贸易法学院对江平教授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热烈的掌声）我与江平老师有很深的学术情谊。

对于我来说，他是学长，又是老师，同时又是朋友。

说是学长，因为他比我长六岁；说是老师，他的法学思想可以说是启迪了我对经济法学的思考；说是朋友，我们曾经在各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在不同的场合有多次谋面，做过许多学术交流。

江老师他自己非常谦逊地说，他不是一个法学家，而是一个教育家。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江老师不仅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法学家，而且是一个法学大家。

（掌声）在我的记忆当中，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家”栏目，到目前为止，上“大家”这个栏目的法学界的学者只有江老师一人，我对江老师一向特别尊重。

从部门法的角度来讲，江老师是民商法学家。

但是在我看来，江老师的知识领域比较广泛，他不仅对于民商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于其他的法学学科包括经济法学也有很深的研究。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江老师早在1979年就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文章，阐明经济法是我们国家整个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同时，他还对经济法与民法如何划分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大家可能还记得，是江老师最早把是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典》翻译成中文。

如何评价这部法典暂且不论，但是，江老师能够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典》引入我国法学研究领域，无疑对我国的法学体系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从贵州回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之后，开始是从事民法教学，后来才从事经济法教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老师对经济法的观点鼓励了我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

今天我们有机会与江老师共聚一堂，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一些问题感到十分高兴。

这次江老师是应重庆市政府的邀请来做关于物权法的讲演的。

同时，我们都知道，考虑到江老师对于经济法也有许多思考，因此，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经济法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在《物权法》制定以后，对于经济法有什么机遇和挑战，我们想听听江老师的高见。

然后，在座的同志们还可以围绕着江老师的讲演做面对面的交流。

那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卢代富：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致辞。

相信李老师的致辞也代表了在座的每一位的心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知道，江老师长期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江老师对于经济法作为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是十分的关注和关心。

我记得，在2001年中国商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江老师曾经寄语与会代表，他说，现在从事商法学研究的大部分中坚力量，一部分人是从事民法专业（教学研究）的，一部分是从事经济法专业（教学研究）的，这两部分学者精诚团结将商法研究推向深入。

江老师的这段话给予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今天按照我的理解，江老师这段话，既是对商法学研究寄予了厚望，同时也体现出他对经济法学科和经济法学者的关爱。

今天，就李老师所讲的，我们将聆听江老师就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及经济法的未来发展发表一下3观点。

今天，我们能请到江老师感到十分的荣幸，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老师给我们做主题发言。

（热烈的掌声）江平：非常高兴来到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

据我所知，现在全国经济法研究的主要力量，西南政法大学是最强的。

而且，昌麒老师在经济法方面创建了很卓越的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都在探索：从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到最后商法的介入，大家都在努力研究和探索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对于经济法本质的认识，目前昌麒老师的认识是最深刻的。

很有意思的是，不管现在我还有什么头衔，我这个中国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始终没有人免我，哈哈！！（爽朗的笑声）当时，顾明同志作会长，我做副会长是20年前，到现在也没有人免我。

有一次，有人找我说，经调查呀，中国经济法学会没撤销，名字还在，我们能不能把这充分利用起来，找顾明，顾明不管了；找芮沐，芮沐九十多了，也不管了；他说，副会长还有你一个，你能不能把这个恢复恢复。

我说，我不敢了，如果我现在以经济法学者自居，那是真正的名不副实了。

哈哈！（笑声）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这只手与市场这只手的关系。

今天看得非常清楚，改革到最后不就是两只手的关系嘛。

市场这只手就是意思自治，这就是民法这只手；国家这只手就是经济法这只手。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经济学家老早就看到了，这两只手是一个都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而已。

尤其在我们国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只手可能更重要一些。

美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市场那只手更重要一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只手的关系呀，当这只手失灵的时候，那只手就要起作用了。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说还不完全，还有很多失灵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深刻感觉到，应该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里面民法和经济法如何合作的时候了，而不是民法与经济法吵架、民法与经济法分家的时候了。

大家必须围绕相互合作这个核心来研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问题。

其实，因为我们搞民商法离不开经济呀。

大家知道，我和吴敬琏教授搞了一个经济案例研究所，试图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看看这一4结合。

我觉得一生很大的遗憾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不透，特别是对会计学研究的不透，看不懂。

搞民商法连帐都看不懂，那是很大的遗憾呀。

香港的一些著名的商业、企业家拿出很大一笔钱来资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30万元的奖金，一个号称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当然也不算太高）。

我也是其中评委之一（他们把我这个法律人作为经济学家的评委）。

在推荐人选的时候，最后哪，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都去世了，那么年轻的呢都没有评出来，一个也没有评出来，可见要求很高。

在老一辈的著名的经济学家里面有四位，已经故去了两位，现在剩下的两位一个是刘国光，一个是吴敬琏。

我们知道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代表了两面旗帜。

他们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时候，发言很不一样。

刘国光教授发言的时候就讲对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看法，吴敬琏教授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非常难说，刘国光就是反对改革的。

谁也不能给谁扣个大帽子。

他也主张市场经济的，主张改革开放的。

那么，分歧在哪里呢？我想很大的分歧就在我国这两只手作用的评估上。

刘国光教授认为，现在市场经济国家这只手少了一点了，甚至认为腐败也是因为市场因素过多了；当然吴敬琏教授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腐败并不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它是由于国家这只手“权力寻租”了。

如果我们来仔细分析的话，经济学界关于改革的争论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

传统的经济学家还是更多地强调国家这只手，不论从过去的意识形态，不论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从现在出现的某些弊端或者问题比较多，国家这只手还要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国家管得要多一些，不能够太自由，不能太放开，国家这只手掌握要更多一些的。

当然从吴敬琏教授的角度来讲，觉得市场经济还不足，市场这只手还不够，还得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国家这只手还得进一步缩小。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大家还得理智的、认真的探讨。

我早先研究的民商法和市场经济以及与经济有关的法律领域，我感觉最难掌握的就是，国家这只手干预的“度”应该如何来定。

我想，这个“度”真的很难把握。

我们谁都可以说，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宏观调控，没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没有一些必要的经济法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这个“度”要是过多的话，看起来也不好，使我困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干预的限度问题。

因为我自己搞的是民法，民法讲的是意思自治，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吴敬琏教授跟我在中央财经大学的那次讲座相同，我在这里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前提，只说个人利益要5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而把国营企业看成是国家利益，把私营企业看成是私人利益，我说这是一个伪命题。

他说，你怎么把保护国家利益看成是伪命题，认为我这是不对。

但我这里有一个前提呀，我的前提是如果国有企业就代表国家利益，私营企业就代表私人利益，而说私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我说这是伪命题。

市场主体还是平等的吧。

第二个我讲的市场的三大自由，我说市场经济有三大自由，一个是财产自由，一个是合同自由，还一个是企业自由，也叫营业自由。

但是我现在还有句话呀，我说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不是自由主义者，都有一个“度”呀，这个“度”是什么哪？现在这三个领域都在探索这个“度”呀。

财产自由是自由，但是也是有局限的。

在物权法里也有这个自由，那就是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啊。

现在重庆这里出现的“钉子户”，公共利益还是围绕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度”怎么来掌握。

任何财产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保护，但是个人权利也不得滥用，滥用权利当然也不行。

关于重庆的“钉子户”，《东方早报》问我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就有人说我屁股坐到了开发商的椅子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仍然还在探索。

我也不能说自己在哪些地方是绝对对的，还是绝对错的。

目前，自己觉得非常有把握的东西确实在探索该怎么办。

契约自由里面的“度”在哪里呀？合同法里面的“度”在哪里呀？我记得21年前，《民法通则》讨论的时候，北大的吴景明教授提出来，能不能在《民法通则》上写上，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市场的交易行为也好呀，什么行为也好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这都是合法的。

当然这好，能不能写进去呀？当你法律不完善的时候，怎么能写进去呢？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这都是合法的，法律本身也不完善，这个法也没有，那个法也没有，你怎么来确定呀？从这看起来，这里也有一个“度”，就是法律禁止的行为，那就是真的不允许交易。

你合同不能从事这个，这就像《合同法》里面法条规定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的，那你就不能违反呀，这个“度”就在这里，这已经很明确了。

营业自由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中也考虑啦，这个“度”在哪里呀？这个“度”在《公司法》的总则里面也写了，准则主义和准许主义呀，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可以来注册登记，当然也讲了，要经过预先审批的，要经过10天的提前审批程序。

那些需要审批，那些不需要审批，这里也有一个空间。

我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