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70829 作者简介:王皓(19832),女,河北张家口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级学生。

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看中国古代墓葬的演进王　皓(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0) 摘要:古代墓葬在历史阶段中各具特点,但又显示了一定的演进趋势。

墓葬形制跟从于地上建筑的发展而变化,随葬品的设置逐渐向人们的生活情趣靠拢,葬具的变化表现了古人灵魂信仰的松驰。

关键词: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墓葬演进中图分类号:K 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951(2008)0120035204 古代墓葬作为考古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为后人展现了其所处时期生产、生活、阶级斗争以及宗教信仰的真实情况。

作为地上世界的真实表象,墓葬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特点。

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变,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客观规律。

本文试从古代墓葬包含的重要层面———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三方面来探讨墓葬在历史进程中的特点与演进,侧重关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联系。

一、墓葬形制与地上建筑的跟从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出现了有一定葬制的墓葬,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坑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墓,小而浅,仅仅够容纳下尸体”[1](P99)。

即使是氏族首领的墓葬,墓坑也比较小,与氏族成员的墓葬比起来,也仅是随葬品比较多而已,这是因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磨制的石器、骨器,磨制工具在建筑上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当时的人类在建筑方面只是处于起步的阶段,这不仅表现在墓葬的建造方面,也表现在居址的建筑上。

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地上建筑,由旧石器时代的岩洞进入到地穴、半地穴时代,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主要为地穴房屋或半地穴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是在平地向下挖出方形或圆形的房身,或者是利用坑壁作墙,屋顶直达地面,好象今天的窝棚,或者是在坑边地面修起矮墙,再搭屋顶”。

[2](P99)用简单的石凿、石锛、石铲等磨制工具在平地向下挖出房身,这是艰巨的工程,在社会产品极不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是生产生活中的大事。

因而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墓葬形制受社会条件的制约,整体表现为墓坑狭小、浅显,距地表的深度大体在2米以内。

而磨制工具的盛行,使得氏族首领和宗教领袖的墓中玉器的随葬比较多,这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对玉器等坚硬石材的磨制比较娴熟。

商周时代的墓葬,大型墓的墓坑平面面积由五六十平方米到四五百平方米不等,深达10米,且均有墓道,中型墓的墓道面积也达到30平方米,深达5～8米,工具的进步使人类在地面以下挖掘深坑成为可能,这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建筑特征。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夏商周时期,奴隶制的确立,青铜器的使用,使人类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

这一时代的工程建设,主要体现在对大量人工的集中利用,也就是对奴隶的集中利用。

建筑居址的特点,在于夏、商、西周三代大量“出现有夯土台基的大型建筑”,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大型建筑,座落在一个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3](P132),从地穴、半地穴迈入高台建筑,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次巨变,从狭小竖穴墓室到深坑大墓,成为中国古代墓葬的第一次演进,当然,夏商周三代的建筑,受社会条件制约,还只是处于高台建筑的初级阶段,高层次的建筑技术———建筑构造、梁架结构仍无从谈起。

“屋顶在商代还是用苫草、抹泥的办法”[4](P132)‘。

墓葬之内除了再继续挖掘有二层台和腰坑之外,在构造上并无复杂之处。

三代时期,地上、地下建筑的特点就是大量人工的集中简单利用,无论是墓葬还是宫殿都比较壮观,但无华丽、精巧可言。

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型墓出现了高大的封土堆,与夏、商时代地上无封土相比,这是更加盛行的高台建筑在地下第24卷第1期2008年2月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Nort h University Vol 124　No 11Feb 12008墓葬中的延伸和扩展,封土堆基本上呈履斗状。

笔者认为,这是仿照当时流行的地面建筑———阙建造的。

墓中普遍出现了用河卵石、木炭来加强防潮、防盗的构造,可以看出人们已放弃商周以来大而空的地下结构,转而开始精攻墓室内部建筑质量,这与同一时期地上建筑创设筒瓦、瓦当防水、导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汉时期的墓葬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盛行了2000余年的竖穴墓逐渐转变为砖室墓和画像砖墓,“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西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2]。

其建筑程序是,“先在地表挖出近方形的竖穴土坑,在竖穴土坑的一壁又挖出斜坡墓道,坑底用砖石构筑墓室,墓室与土坑之间的空隙回填原坑土,夯实”[3]。

至于墓室内部的结构,“由梁式的空心砖逐渐发展为顶部用拱券和穹窿,解决了商朝以来木椁墓所不能解决的防腐和耐压问题,当时拱券除用普通条砖外,还用特制的楔形砖和企口砖”[4]。

“(砖石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后墓室等部分组成”[2],并出现空间较小的耳室。

砖室墓的大量出现,实际上表明了地上建筑技术的极大进步,“西汉中后期以后,建筑物开始用砖”[1](176),这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虽然这时候砖在建筑中所占的份量还比较低,“在房屋建筑中砖多用于台基和墁地,间有用于贴墙加固的”[4],在大型宫殿建筑中它也只是“在夯土台的外侧,用砖或砖石混合的方法包面”[4]。

但是由于砖的可塑性、稳固性以及长久性的特点,使它在出现之初就开始大量用于墓葬的建造,这种墓葬,实际上仿照了两汉时代厅堂建筑的式样,可以说是汉代人们居住情况的直接反映,这同时也体现了汉代人追求“事死如生”的丧葬理念,砖室墓的出现在墓葬制度上有着重大意义,它直接取代了竖穴墓,使墓葬形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两汉砖室墓的基础上,开始朝着墓室内的装饰方向发展,画像砖得到很大发展,在墓室壁面上,开始特别盛行用砖砌成大幅浮雕花纹,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和西方佛教影响重视对屏风等家居装饰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

墓室的陈设越来越接近地上建筑的式样。

由唐入宋,有中国特色的古建筑发展成熟,主要方法———抬梁式和穿斗式已经完善,中国建筑所特有的斗拱已达到相当精巧的地步,这一地上建筑的巨变迅速反映到了地下墓室的建造,砖室墓中大量出现了仿木结构,槛柱、额枋、斗拱开始大量出现在宋及其以后的墓葬中。

如河南尉氏县张氏墓发掘的一典型宋墓“宋墓用长方形小砖平砌,券顶,墓室采用了简单的仿木雕砖建筑结构,在墓室内券顶与四壁交接处装饰了凸出的砖雕斗拱,除墓室南壁外,东西北三壁斗拱相互连在一起,东西两壁各10组斗拱,北壁8组,每组斗拱都有砖雕的云头(或称麻叶头)出墙体,连环斗拱上托有替木,替木上有横心枋,枋上彩绘有云纹”[5]。

与这些建筑构件在地上木结构建筑中所具有的承重、联结作用不同,在墓葬中这一类构件仅仅只是起装饰和美观的作用,但是却明显地反映了地上建筑的特点和盛况。

墓葬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的发展演进始终是与人类生活所需的地上居址建筑相左右,墓葬的形制始终跟从于地上建筑的构造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生产力决定建筑技术,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的墓葬形制。

今天,地表以上的古代建筑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但是大量地下墓葬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古代建筑的特征和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二、随葬品与人们生活情趣的逐渐靠拢新石器时代墓葬的随葬品,“男性多为石斧、石铲等生产工具,女性多随葬纺轮等生产生活用具”①。

随葬品基本为当时的生产工具,表达了人们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拥有可以用来生产的工具,这些简陋的生产工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反映了社会生产的紧张。

良渚文化的氏族贵族的墓葬则基本上随葬比较贵重的玉器,这是一种巫玉文化,玉器是作为兼具巫师身份的氏族贵族用以表明自己禀承天意的祥瑞之物的面目出现的,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欺骗和压迫的工具,可见当时的随葬品与社会生产的核心———生产工具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严肃性。

商周时期主要的随葬品为礼器,“礼器是奴隶主贵族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乐、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随葬礼器的种类和数量,则直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身份的高低,所以礼器是奴隶社会中’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的一种标志物”[8]。

列鼎的数量(天子九鼎、诸候六鼎、大夫三鼎、士一鼎)、其它礼器的组合,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表明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时数量不等的奴隶人殉也鲜明地表现了墓主等级的不同。

这一时期,随葬品是极其庄重而严密的,表现了赤裸裸的阶级压迫,随葬品与社会生产的主体———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庄重性。

战国时期,随葬礼器的等级色彩松驰下来,这反映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但随葬品仍以礼器为主,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地主经济的确立,使汉代的随葬品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墓主的等级身份已经不需要在墓葬中严格确认,随葬品转而向生活用品靠拢。

西汉中期以后,“祭奠用的案、耳杯、勺、盘、樽等一套食具开始盛行”①。

除了随葬日常生活用具外,家畜、家禽、畜圈、碓磨等反映庄园2008年2月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6期经济生活的各种陶制模型越来越多。

生活用品和代表生活用品的陶制明器成为随葬品的主体。

魏晋南北朝以后,社会生产在动荡中发展,动乱的年月使人们向往安定的生活,佛教成为人们的主要精神寄托,这一时期的墓葬,不再陈设生活用品和复原生产场景,墓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画,反映佛教内容的莲花、飞天、狮子等形象,反映儒家思想的孝子故事和祥瑞(麟麒、凤鸟等),反映玄学思想的竹林七贤等作为装饰画大量出现在墓中。

这反映了墓主生前身后的物质要求相对松驰,而精神方面的追求大幅提高。

隋唐以后,“像灶、井、仓等一类明器越来越少”[1](P222),贵族墓中开始出现了游猎、骑马打球的俑,唐代后期,还有成群的游山俑。

隋唐墓葬的随葬品,陶俑是一项重要内容,陶俑有外出仪仗俑,家内俑、镇墓俑,家内俑多放在墓室中,有家臣性质的文官俑、男女仆婢俑,还有奏乐俑、舞俑,与南北朝时期追求安定的精神寄托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条件的提高,使隋唐时代的随葬品体现了纵情享乐的社会风尚,游猎、骑马打球俑和游山俑进入墓室,是统治集团追求享乐的真实写照,奏乐俑、舞俑的出现,体现了唐人对文艺舞蹈的热爱,也表现了唐人体育生活、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这一时期,表现日常生活用品的明器越来越少,随葬品的设置反映的是墓主在生活情趣方面的偏好与追求,可以说是“投其所好”。

随葬品的投置,不仅与社会生产完全脱钩,而且逐渐与物质生活用品脱钩,纯粹进入对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情趣的再现之中。

到宋辽时期,随葬品已经退到一个极其次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一种足以替代物体随葬品的表现形式开始盛行,这就是墓室壁画的大发展,与北朝主要起点缀装饰的大幅浮雕花纹不同,这一时期的壁画已经成为墓室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内容有表现墓主夫妇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反映隆重的民间散乐场面的“散乐图”,还有煮汤图、备经图、挑灯图、温酒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