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叱诧风云的人物，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戊戌变法。
但梁启超是如何走上变法道路的？变法失败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发生过什么转变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能子茶坑村，南面是陆秀夫背南宋幼帝坠崖殉国的厓山，幼时经常听祖父“言古豪杰哲人佳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1这是他最初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
其祖父是郡生员，父亲累试不第，授教于乡里，四、五岁时，梁启超即在祖父及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四子书》、《五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2考取秀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即考中举人。
可见梁启超于儒家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基础。
这对他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途中路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从此梁启超逐渐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对世界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同年，梁启超结识陈千秋，并一起拜正以上书变法名声雀起的康有为为师，学习“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4这段学习使梁启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范围，把眼光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为其日后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迈出了第一步。
甲午战败，山河破碎，清政府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失败。
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康梁师徒借此机会在北京组织十八省千余举人，联名“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自强变法的主张，但清廷谎称条约已签，拒绝了这次上书。
5“公车上书”运动成为维新变法思想从兴起到走向高涨的里程碑。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康梁等维新派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清政府。
他们在“公车上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创办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积极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
这时期，梁启超任《中外纪闻》编辑，强学会书记员，后又受黄遵宪、汪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从此梁启超走上了探索民族救亡运动的道路。
强学会及《中外纪闻》、《时务报》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向国人分析时局危急，“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6要求清政府变法以救国。
在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梁启超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言辞日渐激烈。
在《知耻学会叙》中梁启超指出，今日朝廷中“老氏之徒，何其多也。
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佑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
越为无耻，故坐视君父之难，……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夕闻和议，则歌舞太平。
”7《变法通议》则进一步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肉食官吏的腐朽及种种危害，以说明变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这种针砭时弊的言论引起张之洞等旧官僚的恐慌及不1梁启超《三十自述》2梁启超《三十自述》3同上4同上5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6《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以下简称合集）满，于是横加干涉，使梁启超的观点无法自由地表达。
1897年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社，受黄遵宪等之邀，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在这期间，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满族的统治。
当时的湖南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推动下，风气十分开放，以长沙为中心，涌现出一大批维新人物，如力主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海强学会员、《时务报》另一创始人，当时代理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以变士气、开辟新治为己任的湖南学政江标，以及从江苏回乡的谭嗣同，“湘中同志称极盛”。
8因此在全国维新思想高涨之时，湖南尤为活跃。
这种环境促进了梁启超思想的激进。
从1895到1897年，梁启超一直希望清政府能实行变法，并满怀热情地奔走疾呼。
结果强学会被查封，《中外纪文》被禁，在《时务报》也不能自由发表言论，这与梁启超当初的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促使他转而关注中国落后的内因，认为满族的统治是重要原因，对清政府失去信心。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再一次加深。
由于前一阶段活动屡遭打击，梁启超认为清廷已无药可救，“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
9因此在去湖南之前，他就将宗旨定为“急进法”，“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10“使梁启超的教学更具煽动性的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反满主义语调”，11正如他自己所说，“非唯醉心民权，抑且为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
12在学生札记中他毫无顾忌地提到满清统一中原时的血腥镇压，将满清斥之为“民贼”。
而且密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满书籍。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131897年12月梁启超因重病而离开湖南到上海医治。
在时务学堂期间初露端倪的反满思想就此告一段落。
1898年3月梁启超初愈，在康广仁的陪同下入京。
此时康有为已与光绪皇帝有所接触，变法正在酝酿之中。
4月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推行变法，梁启超不久也受到光绪的破格召见。
与光绪的接触对梁启超影响极大。
1898年10月，在与日本外务省大臣大隗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时，梁启超写到：“……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
至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权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决非皇上之意。
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
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
今皇上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14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反满革命等言论是因为感到清廷已无药可救才出的下策。
这时的梁启超把清政府统治的中国视为华夏民族的代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8梁启超《三十自述》，丁文江、赵丰田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9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页。
10狄记《任公先生事略》年谱88页11张灏（美）《梁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年谱84页13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年谱84页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强国以抵御西方蛮族的入侵。
当这种简单的爱国思想遭到打击时，（便激发了他思想深处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反满意识）狭隘的民族主义便又回到了种族主义的立场，在批判封建专制政府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满思想。
这一过程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极为相似。
但是，因为梁启超始终把抵御外国的侵略视为首要问题，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实现民族的强盛，所以在变法出现希望的曙光时，便放弃了反满的主张，积极参加到戊戌变法的运动中。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康梁等先后逃忘到日本，开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
1898——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梁启超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主义思想。
1、大量接触西方近代先进思想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政治活动暂时中止，使他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理论方面的深入探索，接触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自东居以来，广艘日本书而读之”，其范围之广是他在国内从事变法运动是所未及的。
“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见之理，腾跃于脑”。
15这使梁启超大开眼界，“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16这一时期梁启超向国人大量介绍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及一些建国功臣的业绩，所著《意大利建国三杰》、《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影响尤大。
2、在日本的亲身体验他在日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即崛起的能力。
在研究日本的历史及现状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时，梁启超认为日本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民族之耻感和民众爱国心。
1899年冬季的一天，梁启超在上野见到日本民众狂热的执旗迎送士兵的场面，顿时“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17，强烈感受到日本国民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于是，特作《祈战死》和《中国魂安在乎》，以警醒国人。
3、国内局势的变化他出国后国内的局势每况愈下，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商业扩张急剧升格为领土争夺，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梁氏身居异乡，心中无日不在思念命途多桀的祖国。
由于主观世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他在试图将洗雪知识应用于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立足点逐渐向近代民族主义转移，用世界眼光分析中国的问题。
4、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接触。
刚到日本时，孙中山即在日本人平山宫崎的陪同下拜访康有为，希望两派联合。
但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
视中山一派为叛逆，隐存羞与为伍之见”18，梁启超与康有为不同，到日本不久他就与孙中山等建立了联系。
1899年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后，“与孙来往日密，渐赞成革命”，以至有“孙康两党合作计划”。
虽然在康有为的阻挠下没能实现，但由此可见孙中山等对梁启超的影响。
195、一些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教训。
列强的兴起给梁启超以正面的启迪，而一些国家的沦亡则提供了反面的教训。
戊戌前，他对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文明15论学日本文之益/文集之四/81页16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年谱18817《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专集之二37页。
18年谱170，古国沦为殖民地或主权的丧失而感到震惊，告诫人们“前车覆，后事戒”1899年11月至1901年4月间，梁启超曾去过檀香山、澳洲，途经南洋及印度。
目睹这些殖民地的现状，梁启超受到莫大的刺激。
从澳洲回到日本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民族主义。
这时期两起潮民族主义这一时期梁启超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更为系统。
一方面，他更为深刻的认识到了满汉之间的矛盾。
他说满清入主中原后，“聚六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一事，则严满汉之界是也。
”他分析满清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在于当权者见满人人少力薄，不能压服汉人，因而将满汉“殊而别之”。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政策的危害“界限之见日深，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终必有承大弊而受大创之时，殆于近年遂有刚毅辈造出‘汉人强满州亡，汉人疲满州肥’之十二字诀”20梁启超指出，中国自康熙以后日益腐败，“至今日为世界第一病国，则以当时困于满汉之界限之见，急于为满州朝廷谋利益而未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