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2 11:36核心提示：明年开始，纽约市所有公立中学近20年来首次将性教育课列为必修课。

媒体还透露，纽约市教育局和卫生局还合作雇佣“安全套协调员”，年薪8万美元，向中小学生们发放安全套。

纽约市副市长琳达·吉布斯也立挺这份课表，她说：“我们在教导孩子推迟性生活开始的时间。

近20年来首开必修课，授课内容包括法式接吻；家长批“太骇人”明年开始，纽约市所有公立中学近20年来首次将性教育课列为必修课。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然而，23日媒体披露了部分课程内容——尺度大得令人惊叹，旋即引起轩然大波。

“这(课程表)看起来万分骇人。

”一位母亲这样总结。

课程内容“太劲爆”据悉，该课程的最小学龄儿童为11岁，但是内容令人咋舌。

比如，11岁和12岁的学生要判断一些性行为的风险等级，包括使用安全套、润滑剂性交和法式接吻。

课程还建议青少年学会利用一些资源，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网站的“提问爱丽丝”栏目来咨询性知识。

此外，学生还需学会到诊所就医，参加节育和性病测试；学生还要能够列出商店货架上安全套牌子的名单，比较它们的价格和润滑功能等。

媒体还透露，纽约市教育局和卫生局还合作雇佣“安全套协调员”，年薪8万美元，向中小学生们发放安全套。

家长狠批露骨课程这些内容令纽约的家长们吃惊不小，之前对学校提供性教育必修课的支持逐渐转变成了担心。

有媒体直言，这样露骨的教育“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一名家长抱怨：“里面说的很多东西我和丈夫都没有尝试过，教育局为什么要教给孩子？”还有一名日裔的家长对“提问爱丽丝”栏目颇有微词，她称不知道这个网站会告诉孩子们多少细节，恐怕孩子知道的太多而沉迷其中。

一些天主教的机构和网站更是提出严厉批评。

不过，也有一些家长相对开明。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一名孩子的父亲对该课程表不是很在意。

纽约市长力挺课程面对各界的质疑，纽约市教育局局长丹尼斯·沃尔科特发表声明称，教育局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意外怀孕或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有必要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从小教给孩子们。

课程里面除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性教育之外，节欲也在被教授的行列。

纽约市市长布伦伯格对性教育课颇为支持。

他甚至放下狠话，不喜欢这个课程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从性教育课堂上带走。

他称，纽约非婚生儿童的出生率和性疾病传播率很高，政府有责任要做些事情。

“如果我们不做，那就是我们的耻辱。

”布伦伯格说。

纽约市副市长琳达·吉布斯也立挺这份课表，她说：“我们在教导孩子推迟性生活开始的时间。

如果他们选择开始，那么他们会学到正确的方式。

”家长有权选择“离开”不过，虽然2012年春季的性教育课名义上是“必修”，实际上家长有让孩子选择的权利。

当老师讲到避孕的环节时，家长们可以选择让孩子不听，因为不少家长和宗教对避孕存在其他看法该课程是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推行的“年轻男性计划”的一部分，总投资高达1.27亿美元，主要是想要改善纽约市非洲裔和拉丁裔生活。

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纽约市41%的青少年承认，早在9年级时就有过性行为，另有58%的人称在12年级时有过性行为，其中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性行为比率高。

该报告称，这两个族裔的少女更容易意外怀孕，也容易感染性病或者艾滋病。

美国25%少女染性病纽约市41%青少年承认，9年级时就有过性行为美国每4名15-19岁的少女中，就有一人感染性病。

黑人女孩感染率为50%国外性教育现状尽管青春期性教育对21世纪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已逐步为世人所接受，但是对于教育方式则是众说纷纭，特别是担心教育不当会招致性乱的人还大有人在。

近年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青春期性教育方法和比较成功的模式主要包括：欧洲瑞典、荷兰的早期学校性教育，源于澳大利亚并流行于美英等国的“同伴教育”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倡导的“ABC性教育活动”（A：避免婚前性行为；B：对配偶或一个性伴侣保持忠贞、不搞性乱；C：正确使用安全套）等。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教师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的教学方法，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

多年来，瑞典的性教育和咨询活动成效显著，在1991年～1996年的5年间，15～19岁青年的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32.4％，淋病和梅毒的感染也分别下降了65.8％和55.9％。

荷兰儿童从6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

尽管荷兰规定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合法地发生性行为，但在欧洲国家中，荷兰青少年未婚怀孕的比率是最低的，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也晚于英国。

专家们认为，对青少年甚至儿童开展早期性教育，不仅不会导致性乱，相反可以帮助青少年对性有正确的认识。

英美等国家目前，在英美等国家较为流行的“同伴教育”，是利用朋辈间的影响力，通过发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自助群体，抵御来自社会的消极影响。

这一方式改变了青春期性教育中传统教育者（老师、家长）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由于教育的双方都是青少年，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便于交流。

“同伴教育”以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的基础，讲课、讨论、游戏、讲故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并配合多种传播载体和实物模型，既生动又有效。

目前，这一方法已引入我国和亚洲、南美的其他一些国家。

根据WHO和UNAIDS对国际上50个相关研究的回顾分析，证实开展性健康教育可以达到推迟性行为年龄、减少青少年性病和意外妊娠的目的。

事实证明，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性教育也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策略。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5～19岁青少年拒绝性行为的人数明显增加。

泰国1995年的监测结果表明，性教育活动使21岁男性的性病感染率比4年前下降了一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比4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展了青春期教育或预防性病、艾滋病的项目，对于降低青少年的健康风险，保障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芬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芬兰全社会的“性教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政府、教育部门、学校、老师、家长们越来越认识到对青少年进行正面性教育的重要性，一面加强性道德教育，一面从性保健出发进行性知识教育。

性教育大大方方地走进了中小学课堂，各种各样的性教育出版物图文并茂，连娃娃都有性教育小儿书。

30多年过去了，芬兰的性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芬兰被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树为典范。

日本日本的性教育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

第一是文部省直属的教育系统，该系统以医疗保健为核心，通过课程、道德教育和一些特殊活动进行性教育。

第二是民间团体，其中开展活动较早的是日本性教育协会；最近“人与性”教育研究协会的活动也卓有成效。

另外，杂志《健康俱乐部》等作用也较大。

第三是学术团体研究活动。

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性教育方案，并为中学低年级学生设计了一套多媒体性教育教材《成长岁月系列》。

另有三个《成长岁月系列》教材将在未来两年内相继推出，它们适用于小学高年级、中学高年级和中学以上的学生。

中国的性教育现状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

在此背景下，中国性教育的价值导向还非常模糊，就已匆匆“赶路”。

性安全、性生理教育则以最“简化”的方式，大行其道“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全国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中学竟没有开展性教育，就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

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

”靳薇从2001年开始就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厅级干部做防艾培训，当她应邀走进自己女儿所在的中学进行防艾教育时，开始对中国的性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观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

靳薇说，“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羞涩的官方语境“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

”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的一句话，也是全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

就为了这一句话的表达，俞承谋当时字斟句酌了很久。

作为当时的北京第十一中学校医，俞承谋是这本教材的编撰者。

1982年，北京市教育局与北京卫生防疫站合作，要开展中学生青春期教育试点，十一中被选为试点学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青少年性教育问题。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美国教授的一场性教育讲座，他受此触动，一直惦记着性教育的问题。

在去世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一定要把中国的性教育搞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周恩来的嘱托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回应，中国当代的性教育，也在那个时期蹒跚起步。

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性学的破冰之作。

同年，北京第十一中学在初一年级增设“青春期教育”课，俞承谋正是两名任课老师之一。

“初一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俞承谋解释说。

然而，上课讲什么？俞承谋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教材，只能根据教育局提供的大纲，结合相关生理卫生知识自己编写讲义。

在试点过程中，由俞承谋主要编写的这份70页厚的小册子被拿到很多学校试用——这一试用，就“试”到1996年，北京市教委决定以俞承谋等人的讲义为基础，编写中学生青春期教材。

早在1963年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官方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

“那个时候还不敢直接提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就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

”中国性学会秘书长、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直到现在，尽管社会上已经开始直接称之为性教育，但在教育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也依然没有“性教育”这个词，而只有“青春期教育”。

教育部有关性教育的最新规定，是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从文件名称就可看出，性教育被包含在健康教育之中。

徐震雷解释说，国外的性教育要更加多元化，如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性教育，有以性别意识为基础的性教育，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性教育，都是以健康为导向。

这是中国性教育的一大特点。

防艾，性教育的推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性教育的内涵开始变迁：随着艾滋病在全球快速蔓延并进入中国，对艾滋病的预防逐渐成了性教育的重要目标。

防艾，既是性教育的目标，也是性教育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