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原刊地名】武汉【原刊期号】199804【原刊页号】52～56【分类号】J2【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811【标题】登高望远，心瘁神伤——兼论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作者】马元龙【作者简介】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武汉430079【内容提要】传统的中国文人在登高望远之际，几乎都无法避免地会感到神伤心瘁。
本文通过详实的材料证实了这个命题的真实性，然后力求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原因。
本文认为，中国人渴求建功立业以期不朽的生命意识乃是这一情结的本质原因。
但这种情结之所以在登高望远之际，才有更激烈的表现，乃是因为“高”、“远”本身所具备的两种对立的意味的催发，使登临者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从而悲从中来，心瘁神伤。
【关键词】中国诗学/生命意识/登高望远【正文】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诗词歌赋产生于作者登高望远之际。
诗人们或者远上寒山，或者伫立危楼，总之，于登临送目之际，他们无不慷慨多思百感交怀。
并因此振臂奋笔激扬文字，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荡气回肠传诵千古的华章佳构。
但是，更意味深长，更发人深思的是几乎所有这些诗词歌赋所传载的主体的情感都是郁塞胸中闷堵腹内的悲愁苦恨。
落日楼头（峰头）断鸿声里，不知多少江南游子拍遍了栏干，宦海迁客望穿了秋水。
无论是仕路失意日暮途穷或者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大凡登高一望，他们总会感到古今积恨天地来愁。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
”（《易传》）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似乎是自古而然的。
孔子登山曾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
”（《孔子家语·致思》）王东登琅琊山，曾叹息说：“我由来不愁，今日直欲愁。
”（《太平御览·郭子》）羊祜登岘山，对随从的邹湛等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晋书·羊祜传》）王伯舆“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诸如此类的典故不胜枚举。
至于登高望远而心瘁神伤的情结在古典诗文中更是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这种情结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早在《诗经》中就已开始。
“陟彼崔嵬，我马虺聩。
我姑酌彼金垒，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诗经·周南·卷耳》）“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楚辞·招魂》）“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
”（曹植《杂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李白《菩萨蛮》）“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杜甫《登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登黄鹤楼》）“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
”（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
”（杨徽之《寒食寄郑侍御》）“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李煜《虞美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晏殊《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张先《一丛花令》）“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登高望远几乎是无可幸免地使人愁肠百结，神伤心瘁，以致诗人们既不由自主地登临送目以抒发胸中郁气，但同时又畏惧登高望远，因为这每每使他们悲从中来难以自禁。
关于这种心理情结，古人在诗中多有直接的流露。
沈约《临高台》中云：“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何逊《拟古》中云：“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愁怅”；范仲淹《苏幕遮》中云：“明月楼高休独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张先《偷声木兰花》中云：“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何梦桂《喜迁莺》中云：“怕伤心，休上危栏高处”；柳永《八声甘州》中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又《曲玉管》中云：“烟波满目凭栏久，一望关河萧瑟，千里清秋，忍凝眸？”曹松《南海旅次》中云：“忆归休上越王台，愁思临高不易剪”。
诗人们怕登高望远，因为这每每令人惆怅，使人伤心，惹人归思，或者生出其他莫可名状的愁绪悲慨。
这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为什么登高望远就几乎无可幸免地使无愁者生愁，使有愁者更愁？若诗人本无愁，何以于登临送目之际便生愁？若诗人本有愁，何须于登临送目之际才发愁？关于这一情结古人早就已经引起了注意，并作出了初步的解释。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这样写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既是深沉悲壮的旷世绝作，同时也是对这一情结的深刻诠释。
李峤在《楚望赋》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解释：“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思必深而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ｑī＠①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
其始也，惆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兮若有待而不至也……精回魂乱，神恭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
”（注：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6月第2版，第875页。
）王勃和陈子昂的解释虽然是诗人式的感悟，但他们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登高望远使人在高天厚地与无穷的宇宙的参照下体悟到个体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从而兴尽悲来，怆然多慨。
如果说王勃是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参照下体悟了个体的渺小，那么陈子昂则是在无始无终的时间的参照下痛悟了生命的短暂：在我之前是无穷的过去，在我之后是无穷的未来，而我的生命只是这无穷的两端之间微不足道的瞬间即逝的一刹那。
李峤的解释虽然不如王勃和陈子昂那样接近本质，但他的解释从心理学出发而且更系统和理论化。
李峤认为登高望远使人“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
李峤没有从生命本体的深层次，没有从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意识的深度作出解释，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登高望远使人心瘁神伤的最直接原因是诗人主体“若有求而不致”，“若有待而不至”，从而使人“忧愤总集不能自止”。
对这个问题，钱钟书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是引用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中的“企慕心理”和“怅惘距离”说来进行探讨的。
他说：“客羁臣逐，士耽女怀；孤愤单情，伤高怀远，厥理易明。
若家近…在山下‟，少…不识愁味‟，而登陟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悲出无名。
则何以哉？虽怀抱犹虚，魂梦无萦，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孚苞待解，应机枨触，微动机先，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仗境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
”（注：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6月第2版，第877页。
）钱钟书见出了主体在登高望远之际无愁亦生愁的原因。
他认为主体即使在“怀抱犹虚，魂梦无萦”的情况下，其“远志遥情”也已似“乳壳中函，孚苞待解”，更何况怀满腔郁愤而登临送目了。
因此，登高望远使人心瘁神伤在主体的方面首先就是诗人内含的“远志遥情”，然后才是“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时使人“惘惘不甘，忽忽若失”。
钱钟书的解释固然精妙，但尚不能算透彻。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他虽然在上面的引文中并举“家在山下”，“少不识愁味”两种情况，但实际上他的分析只是就“少不识愁味”而展开的。
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家在山下”这个问题就远非如此突出，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王勃、陈子昂、李峤，还是钱钟书，他们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这恰好是最关键且不容回避的症结。
如果我们不能对“高”和“远”本身的意味作出正确的分析，就不可能就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得出完满的回答。
因为非常明显，不登高不望远的主体同样内含着“远志遥情”，可他们为什么就不心瘁，不神伤？从一般情况来看，社会的人总是居住在相对较低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相对较高的山峰一般而言是人迹罕至的，因而也就显得冷清静寂。
而楼的所在虽然往往就是烟柳繁华之地，但楼的高处也是冷僻的。
所以，楼与山在“高”这一维度上是同质的。
冷静促人深思，深思使人易生孤独悲慨之感。
在人的内心深处，在人思考的深刻处，人都是孤独的。
而人是社会的人，始终处于“关系”之中，只有处在“关系”之中，人才会感到和谐和安全。
当人的思考越深刻，心灵越向深处前进时，人便脱离了相与依托的“关系”，成为孤独的一点。
登高望远使人视野广阔，伫立峰顶或高楼凭栏时一目千里的辽阔一方面唤醒了主体一贯被压抑的远志遥情，另一方面，遗世独立又引发了主体的孤独之感。
人的视力的局限性在登高远望时尤其表现得突出，此时，视界中的内容突然变得丰富，但远距离中的大量事物却显得朦胧而混沌。
就人的心灵本身而言，要求对感觉中的事物有比较确定的把握，否则心灵会感到不安。
登高望远时，视觉上的朦胧与混沌便与登临者心理上的迷惘和悲哀发生了异质同构。
“远志遥情”究竟如何结果尚在未知之中，而人生的定律却是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这就使登临者没有理由不感到前途的渺茫从而悲从中来。
“高”和“远”都有两种合逻辑的对立意味。
高：不平凡，孤独。
远：远大，渺茫。
物理上的高远与登临者心理上的自命不凡（无贬义）和远大前程在登高望远之际发生同构；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孤独和渺茫却使主体无法乐观。
正是这种对远志遥情的热烈向往与这种追求极有可能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失败所构成的反差遂使千古登临者莫不喟然长叹乃至怆然泪下。
美好的事物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心中的理想与抱负总是难以实现，因此，放眼一望便是天地来愁。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汉字“望”的一个重要义项便是“怨恨”，如《韩非子·六反》：“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
”《史记·外戚世家》：“景帝以故望之。
”到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不够完善。
为什么“家在山下”，“少不识愁味”的登临者在“怀抱犹虚，魂梦无萦”时就会有“远志遥情”“孚苞待解”？假如进一步这样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探讨清楚“高”和“远”的意味后，还必须回到登临者这一主体方面。
因为并非所有的人在登高望远时都会产生难以排遣的悲愁苦恨。
准确地说，只有，或者说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才会有这种情结。
“高”和“远”不过是产生这种情结的催化剂而已。
要想真正透彻地理解这种情结，我们必须认真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意识，因为他们的种种远志遥情正是基于其生命意识的萌发。
人的生命作为一种既成事实是被动地被接受下来的，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
生是偶然的，但与此密切相关的死却是必然的。
“人类难逃死亡的噩运，因此尘世生命就是有限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尽管死于何时何地，怎样死法没有一定，然而死亡无可回避则是确定无疑的。
……死亡的氛围是沉默的，是无言的期待；向一团黑暗沉陷，一切知觉通通化为乌有；我们完全脱离生命的束缚；完全丧失自我支配的能力，断绝了同他人的交往——这一切都是产生令人担忧的观念的原因。
”（注：［德］弗兰茨·贝克勒等编著，张念东等译：《向死而生》，三联书店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