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20 年来翻译研究呈现两个明显的趋向： 一 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 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1］换 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质， 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 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 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为实现法律文本翻译的 严谨性和准确性，译文不仅要从词法和句法两个 层面转达原文信息，而且要透过语言形式体现其 文化语用内涵，体现中外法律文本特有的文化内 容在法律语言中所产生的语义效果及不同的语用 特征。随着现代译论的侧重点由语码转换向文化 转换，法律翻译被认为是“跨文化事件”（ cross － cultural event ） ，译员被看作是“文化的操作者” （ cultural operator ） 。因为承担着文本产生者的 积极角色，译者翻译时要考虑语言因素，更要考虑 产生社会文化的语境因素（ the elements constituting the sociocultural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produced ） ，即法律文化，尤其是译语功能及接受情 景的其他条件。［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司法界著名的 原则式口号。在法律上，宽与严指的主要是定案 时的处理。更具体地说，即主要体现在案件判决 时所处刑 罚 的 宽 与 严 上。 对 于“严 厉 的 判 决 ”的 翻译，应作“ stiff / harsh sentence”。其实英美国 家司法实践中一般译作“tough sentence”。例如： Rapists，armed robbers and violent criminals are being given much tougher sentences，it was revealed yesterday。“tough”的反面“宽”则是“soft”。所以 一项宽大的判决，英语就是“soft sentence”，例如： Last night lrvine patnick ，Tory MP for Sheffield Hallam，said he had written to the Lord Chancellor warning that soft sentences only encourage sex offences。当然，表示“严”、“宽”的词英语中不止这 两个，还有“severe”、“lenient”等等。只是我们在 这里介绍了有原文根据的“tough / soft sentence”。 不过，从比较的观点来看，有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汉语作“宽”与“严”而英语与之相应的却是“软” （ soft） 与“硬”（ stiff / tough） 。
2012 年7 月 第4 1 卷 第4 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 2012） 04-0094-（ 06）
由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 对象的多样性、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等，翻
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现象 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深 化，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从更多的相关学 科引进理论。而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 学、跨文化交流、语言习得、语际语言研究和翻译 等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语用 学在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为翻译研 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被运用到翻译研究 与实践之中。而在翻译过程中语用学的理论也得 到更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 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总之，翻译中应用了 语用学理论，便能译出佳作来，更能成功完成作者 与译者及读者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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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莉： 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
事物时所选用的语种或选用某一语种的部分用 语，后来亦指某些特定法律意义的词语，并且扩 展到语言的其他层面。法律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 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法律 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功能变体，它是法律文化的产 物和载体。用文化语言学的眼光来看，法律语言 与法律文化关系密切，而法律思维是沟通两者的 桥梁。法律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法律长期在人 们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强大 的规范和调节作用，使得法律语言在实现其调节、 规范作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的语体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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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也就慢慢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如中央电视台将 有关失足青少年改造的节目取名为“‘家’在高墙 内”； 而《大墙内外》则是河北一家有关狱政改革 及罪犯劳改劳教的学术刊物，在司法界享有较高 的声誉。同样，英、美等国的监狱也与“wall”结下 了不解之缘。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 格（ Warren Burger） 曾提出过一项著名的狱政改革 方案，主要的策略是在监狱举办工厂，沃伦·伯格 把这 种 工 厂 称 为“factories with walls”。这 里 的 “walls”便与汉语中的“高墙”或“大墙”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此外，英语俚语“go over the wall”也不 是一般 意 义 上 的“翻 墙”，而 是 指 罪 犯“越 狱 脱 逃”。最后，在“wall”的这种语义上甚至还衍生出 了诸 如“关 押”或“囚 禁”等 另 外 一 些 语 义，使 “wall”变成了动词，如： Let’s wall the prisoner in the castle． （ 咱们把这个犯人关在城堡里吧。） 与 此类似的范例是英语 iron 和与其相对应的汉语中 的“铁”。自古以来，坚固的“铁”总喜欢被人们做 成各种刑具，用在监狱等场所。此种习俗在中国 法律文化 中 留 下 深 深 的 烙 印。 由“铁 ”的 属 性 隐 喻而生的国俗语 义 也 就 反 映 在 诸 如“铁 镣”、“铁 窗”、“铁案”、“铁证”等与法律相关的词汇中。同 样，英语的“iron house”指的是“铁窗”，隐喻监狱； 而“leg irons”则 是“脚 镣”； “an iron bound person”指的是“戴脚镣手铐者”。此外，“iron maiden”也绝不是指“女强人”，而是“铁女刑架”，指古 时候一种外形像女人，内部装有尖钉的残酷刑具。 又如英语“flower”和汉语的“花”。汉语中的“花” 在其概念意义，即“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由 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有各种颜色，有的长 得很鲜艳，有香味”的基础上，衍生出隐喻女子的 国俗语义。于是民间流传有“姊妹花”、“花魁”等 说法。而俚语“采花大盗”则与法律相关，指的是 专门玷污女子，尤其是玷污清白处女的淫贼。无 独有偶，英 语 的“flower ”也 被 增 添 了 相 同 的 法 律 国俗语义。如 由“flower”派 生 的 词 汇“deflower、 defloration”都 有“玷 污 处 女”或“使 女 子 失 去 童 贞”的语义。［7］（ P1560）
法律语言这一术语源于西方，在英语中它原 指表述法律科学之概念以及用于诉讼和诉讼法律
收稿日期：2012-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文化因素的法律语言翻译研究”（ 12BYY019）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创新重点项目“认
知环境下的法律语言翻译及文化信息重建”（ 11ZS167） ； 华东政法大学校级项目“基于文化视角的法律语言翻 译研究”（ 10HZK012） 作者简介：马 莉（ 1962- ） ，女，河南南阳人，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2． 法律语用修辞的差异 法律修辞不仅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 也反映出某种法律文化中法律体系（ 体制） 的典 型特征。因为法律文本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 值，“法律翻译除了要求语言功能的对等以外，还 96
应 照 顾 到 法 律 功 能 （ legal function ） 的 对 等”。［8］（ P896） 所以研究法律术语翻译中的语用修辞 差异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困难就显得非常重要。英 语国家法律文化中具体的法律传统、现实生活、社 会制度和民族心理是造成英语法律术语翻译中语 用修辞差异的主要原因。
July ，2 0 1 2 Vol ． 41 ，No ． 4
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
马莉
（ 华东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法律语用修辞是具有法律文化负荷的用语，是词汇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具 有鲜明的民族法律文化特色。为实现法律文本翻译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译文不仅要从词法和 句法两个层面转达原文信息，而且要透过语言形式体现其文化语用内涵，体现中外法律文本特 有的文化内容在法律语言中所产生的语义效果及不同的语用特征。文章拟通过探讨法律语用 修辞对于法律文化的构成性作用，从而使法律文本翻译能够超越语言的表面形式兼顾文化和 语用内涵而实现功能对等。
二、法律语言翻译中的文化语用特征及翻译
中国语言学界对语用修辞的研究方兴未艾。
所谓语用修辞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使用 该 语 言 的 国 家 的 文 化、历 史 及 风 俗 色 彩 的 语 义。 离开民族文化背景，人们很难完全理解语言单位 的含义。语用修辞问题广泛存在，法律翻译也不 例外。正如 美 国 法 律 语 言 学 家 塔 斯 玛 （ P． M． Tiersma） 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法律是 词汇的法则”（ Our law is a law of words） 。［3］法律 词汇是体现各国法律文化、历史渊源的载体。在 人类数百年法律发展历史进程中，难免在法律词 汇语义中出现一些反映本民族法律文化特色的语 用修辞。法律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作为表达方式 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法律语言作为一种 语言功能变体，它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和载体。法 律语用修辞是具有法律文化负荷的用语，是词汇 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法律文 化特色，也 被 称 之 为 法 律 语 言 的“国 俗 语 义 ”。［4］ 通过对英汉语用修辞差异的研究，说明法律语用 修辞研究与英汉法律翻译有着重要关系。在语际 转换时，译文修辞不仅要从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 转达原文信息，而且要透过语言形式体现其文化 内涵，体现中外法律文本特有的文化内容在法律 语言中所产生的语义效果及不同的语用特征。正 确理解这种法律语用特征，对实现语际间语言单 位所含信息量的等值转换、确保最大限度地表达 原文所含的信息、提高法律翻译的质量，一定会起 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就译者而言，处理一般的语 用特征尚是翻译中的“最大困难之一”，［5］（ P62） 处 理法律专门领域中的语用特征的难度自然也就更 大。香港回归前夕，为将香港的英文条例（ Ordinances） 译成中文，香港学术界曾就英美法的可译 性进行过激烈论战。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翻译中对 法律语用特征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