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
为了适应水陆运输的需要，乾隆时期汉口的码头逐渐建立，后来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继汉口通商后，码头林立，各种帮派也随之建立，码头成为兴盛一时的主要货物和人员的集中地。

除了保留初建时的货物运输等需要，码头的客运量逐渐增大，而搬货卸货产生的劳动号子更是层出不穷。

同时，作为“火炉”的武汉，人们纳凉的首选地便是这依托长江水的码头边，万家灯火为码头这粗犷的轮廓增添一份细腻。

这样，码头文化便在这亦商亦娱的功能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随着城那市化的发展，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势必为这九省通衢的武汉更增添一份活力。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长江
（一）汉水改道与汉口镇
明朝中叶以前，武汉一直都是武昌、汉阳的地理位置的统称。

那时候，我们现今所熟悉的车船林立，人潮拥挤的汉口只是一个四周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荒凉地。

每每到洪水暴发的季节，犹如一片汪洋，看不见陆地，而到了洪水退潮的季节，更是野草丛生。

这样的蛮荒之地怎么会是现在的汉口？这一切，都要感谢“汉水改道”。

汉水发源于山西宁强县大巴山系，自西北向南流入湖北，是长江最大的支流。

如此，就可以理解在洪水时期，犹如一片汪洋的原因了。

大概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70），汉水的下游连年大水，堤防总是决口，而这就使汉水下游的水文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他入江口淤塞，形成了一个主河道入江口，汉水流至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间集中水流，径直而下，经过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形成今天的景观。

“汉水改道”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飘忽不定的历史。

新的水口的南岸仍称之为汉阳，而北岸，后则成立为汉口镇。

新的水口两岸地域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再建立坚固的堤坝，很快便成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

（二）近代港口和码头
明确记载的民船码头是在乾隆元年（1736），天宝码头。

从此以后，在汉江沿岸的硚口到龙王庙一带，人们陆陆续续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码头，像杨家河、老水港、彭家巷、小硚口、五显庙、大王庙、龙王庙等，多达20多处。

但是，这些码头都是根据自然坡岸而建，设备非常简陋，如缆桩，跳板都是直接取材，少有坚固加工，安全性也小。

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轮船事业的兴起，受长江水位变化大，风浪大的影响，轮船码头也出现在世人眼前。

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汉口建立了宝顺栈五码头-----第一座洋行码头。

1871年，即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的第三年，在汉口经营砖茶的俄国茶商在汉口专
门建立顺丰茶砖栈码头，即汉口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

1897年，汉口马家墩建立了第一座民族工业专用码头----燮昌火柴厂码头。

这些近代船码头，和汉水、长江原有的自然坡岸码头相比，码头泵船的设置，不仅扩大了码头的规模，而且使逐渐都具有了客货两用的性能。

同时，近代的库场也随之兴起。

由于轮船相比之前民船落后的技术，载重量大，一座轮船所载的货物可以满足十几家甚至是几十家的货主的需求，要加快轮船的周转速度，就必须要有周转的设备，而库场便是随着轮运业的兴起而发展的，反之又为轮运业创造了更大的商机。

和库场一样，栈房也是伴随着轮运业的发展而兴起发展的。

最早在汉口设置栈房的人是英国人韦伯，时间是1861年，但是这只是韦伯从居民手中租到一处栈房。

第一个在汉口自主修筑栈房的是美商，金能亨。

他将他所属的金利源仓栈设于长江各口，并给出“十日之内，不计栈租”的优惠条件。

后来，中国航业公司招商局在汉口设栈，1899年俄商在今合作路、洞庭街口新建了新泰栈，一时之间，轮运业风生水起。

这些修建的码头、库场和栈房的设置，以及一些港埠设施，促进了码头的发展，推动了汉口镇的兴繁，同时也构成了近代汉口港鲜明的特色。

（三）汉口码头于秘密社会
码头与秘密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

说到近代城市的秘密社会，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中国上海滩上的青洪帮。

而武汉实际上也是一个秘密社会聚集地，比如著名的天地会。

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借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于租界相连的江边。

由外国洋行经营的洋码头，也占据着重要部分。

码头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近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这个近代大都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

而这个与码头施行的“把头（头佬）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于各码头对装卸工的需求时多时少，招聘装卸工常常因外商对武汉劳工市场的种种隔膜而难以措手。

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一般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工人。

这些包工头居中收费“引荐费”，无本起家，形成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次生型雇工制，这就是“把头制”。

而这种“把头制”下的封建把头，自然会进行层层剥削工人。

第一，出卖“空扁担”。

随着码头业务的发展，更需要更多的人手，把头门就大肆卖出“空扁担”（即码头工作权）。

这样的话，以码头“肥瘦”（活路多少）为标准，标出价格，卖出。

买的人再次出卖，层层叠叠，剥削系统慢慢成熟。

第二，“吃空名”，所谓的“批股”。

跟股份制类似的，根据头佬的权势大小承认他们在码头上拥有若干名额分账的权利，每个人分得不等的空名字。

而这种情况下，造成实际参加劳动的人远远低于分账的情景。

第三，“雇三筹”。

那时候，那些没有“法定”的工作权，且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的劳动工人便是散筹工人，俗称“满天飞”。

就相当于现在的兼职，没有合同的，再加上，每个把头和包头工再剥削一点，可想而知散筹工人得到的工资少之又少。

在这种“把头制”下，码头头佬与地皮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把头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而然成为了各个帮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当局根本无法管理。

于是便出现了“打码头”。

“打码头”事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头与把头之间的争斗，而另外一种则是帮会与帮会之间的群体事件。

近代武汉，码头时秘密社会势力景象登台演出各种黑剧目的大舞台。

大码头上各帮派的冲突、残杀，是武汉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衍生出的变态，这种现象可以说不是什么好的现象，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但是却成为那些年代码头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码头文化不可抹去的历史。

（四）码头的延伸
码头运作产生的附属产物一方面是这码头号子，另一方面则是这游泳纳凉功能。

劳动号子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而码头号子却是国家的文化遗产。

码头号子以人力搬运的号子为主流，根据搬运方式的不同，分为肩运和扛运两大类。

肩运类的号子又分为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和堆装号子；扛运类的号子可以分为扛棒号子、单抬号子和扁担号子三种。

人民音乐家聂耳所创作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中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就是码头号子的结晶。

过了一闪又一山，层层步步很艰难；汉阳有个鹦鹉洲，日晒黄金夜晒银......”“哎！搬哪！搬哪！唉咿哟喂嗬......”这些充满斗劲，高亢激昂的汉口码头号子，是武汉市首批市级非遗项目之一。

作为汉口码头号子的传承人之一的熊建生曾说过，如果没有人继承下去，这也许会成为“绝唱”。

长江边新建的江滩就是延续了码头的纳凉功能。

码头作为客运工具的时候，一些等待船只的时候，在长江边上席地而坐，本身武汉就是“火炉”，夏天的温度极高，普通人可以在家里呆着，但是作为商人，特别是船商，一年四季就就需要与船为伍，炎炎夏日，也得进出货物。

随着轮运业的兴盛，码头边上的空地上边出现了小商贩，有卖水果的，茶水的，这样一来，本身在水边，湿度也相对马路大，添上商贩，这白天商人可以说是比之前好过得多。

渐渐的，商贩多了，晚上来此地玩水，纳凉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之间，码头边上也繁兴起来。

大人带着小孩散步，游泳的处处可见，而也是这样，码头更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知。

码头从兴起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而我们也看到，码头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它的商业化，它的娱乐性，慢慢地在融合升华。

只是渐渐的，城市化脚步加快，科技的发展足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可以享受纳凉的舒适感，更多的交通工具也代替了码头的一些功能。

或许，只有码头商人，码头工人才对码头有着依恋之情。

但是汉口的发展，武汉的发展，码头何时邀过功？就算被人们遗忘，它仍然在不停地运作。

在面对码头工人的时候，与他们交谈时，谈起码头，他们脸上泛起的的一种亲切感。

多少年与码头作伴，与船与这不竭的长江水为伴，他们见证着码头，而码头也一点点地充实着他们的记忆。

俗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长江与汉水会和的时候，当“汉水改道”的时候，当汉口镇从蛮荒之地蜕变而出的时候，谁会想到如今的繁华与兴盛。

就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一般，武汉也不能没有这些码头，不能没有码头文化。

让码头文化和城市化一起走，去填补那些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历史，让这个城市更加完整，更加美丽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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