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六书与各种三书说的优劣<一> 六书说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是古人依照这六种法则来创造文字的。
"六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其中没有对"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
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
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应该是），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六种造字方法的特点，可以简介如下：1.象形用简单的线条描摹客观事物的形状，使人一看就能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
比如：人（甲骨文）月（金文）2.指事用一种特殊性符号，标记某一客观事物和表示某一概念，这种标记符号或是加在独体象形字的某个部位，或是加在代表某种事物符号的特殊位置。
比如：上（甲骨文）"上"字下面的一长横代表水平线，上面的一短横是指示性符号，表示位置在水平线以上这样一个概念。
本（小篆）"本"字是在象形的"木"字之下加一个指示性的小横，表示树根。
3.会意把意义可以相互配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
比如：从（甲骨文）两个人形组合在一起，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后面，表示跟从。
相（甲骨文）左边是一棵树的象形，右边是一只眼睛的象形，二者组合后，表示用眼睛观察树木。
因此"相"的本义是"仔细察看"。
4.形声用一个字作形旁，表示意义类别，用另一个字作声旁，表示读音。
两者结合成为一个形声字。
比如：河。
左边是" （水）"，作形旁，表示与水有关；右边是"可"，作声旁，表示读音。
谋。
左边是" （言）"，作形旁，表示与语言有关；右边是"某"，作声旁，表示读音。
5.转注指同一部首的字可以互训（互相解释）。
比如《说文解字》："老，考也。
"6.假借借用已有的字，表示同音而不同义的字。
比如，借当小麦讲的"来"作来往的"来"，借当毛皮讲的"求"作请求的"求"。
许多文字学者认为，只有前面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后面的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
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是古代学者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而出的字体分类，而决不是古人依照这六种法则来创造文字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具体地为‚六书‛下了定义，举了字例。
后来，经过历代文字学家的总结补充修正，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人们称之为‚六书说‛。
六书说贡献与局限‚六书‛是汉代人根据对小篆的形体分析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六条造字原则和具体的造字方法。
‚六书‛是以小篆为对象分析总结出来的,由于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象形象意性,所以,虽然不少古文字用‚六书‛涵盖不了，但大部分古文字还可以用‚六书‛的方法分析。
‚六书说‛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对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可以说，‚六书说‛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古文字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第一,六书是分析近古文字亦即小篆的结果,它既不能全部解释古文字,也不能全部解释今文字。
第二,‚六书说‛不够明确,历代的理解虽说大体相近,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
任何一个汉字的结构都不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结构类型。
至于转注和假借，则是表明了汉字与汉字之间的关系，它们并没有造出新字，因而是一种用字法。
‚四体二用说‛是清代学者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首倡的,这种学说,承认‚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字体构造的法则,而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
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影响极大,尽管仍有异议,但事实上已为大多学者所接受。
‚四体二用说‛在传统语言学中,对破除望形生训的陋习，引导人们因音求义,透过字去把握词,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就文字结构理论而论,‚四体二用说‛并设有什么新的建树。
深入研究许慎六书说的原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六书说从本质上讲是总结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论，阐述了六类汉字的形义关系。
六书说产生后，它对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和创造新汉字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班固称之为‚造字之本‛（造字的依据），有人称之为六种造字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错，但只触及了六书说的功用并没有揭示出六书说的本质。
《周礼•保氏》、《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都记载六书是保氏教国子的教学内容之一，而许慎更明言：‚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因教学对象要决定教学内容，儿童启蒙不能未识字就先教造字法，只能先教识字，故许慎所言六书，只可能是六种字，六种形义关系不同的字，不可能是六种造字方法。
戴震提出‚四体二用‛说，持此说者以为，六书是战国以来人们分析、总结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讲造字法，转注和假借二书讲用字法。
要知道对事物进行分类，每次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同类者不可为比，这是一般常识，古人既以‚六‛统‚书‛，便可知此‚书‛字在‚六书‛一词中只能有一种含义，不能既当造字法又当用字法讲，因此传统六书说从本质上讲决不可能是造字法和用字法的混合，‚四体二用‛说不是对传统六书说的误解，就是对传统六书说的修正。
汉字发展史表明，最早产生的汉字是独体的象形字和指事字。
由于复杂的人事、物体的名称、动作状态以及很多抽象的事物要一一画出或简单地用抽象符号标志出来，既不可能也不胜其烦，便有了凭借声音的相同或极为相似以用代造，数义一字的假借字产生。
但是假借义一多,就难以准确达义,区别性能就差,于是利用已有独体字作形符的会意字形声字以及借用其字形表义的假借字便逐渐产生,从而突破了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局限，使汉字的数量大增。
然而，会意字以独体字为意符，靠并合表示相关事物的独体字而成，而象形字、指事字为数很少，同时并非每个独体字都能用会意方式随意并合成新字，因而会意字的可增数量很有限。
形声字以独体字为形符来表示字义的范畴，再加上声符而构成，形声方式能产性很强，但独体字的数量很少，这就意味着形声字所能运用的形符很少，所能表示的字义范畴也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事物日繁，造形声字去记录语言中不断产生的新词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数量有限的独体字无法较准确地表示出某些形声字字义的范畴。
借用会意字和形声字字形的假借字，与借用象形字和指事字字形的假借字一样，也不能无限制地产生，因为一字数义，兼职越多，表意越难明确。
为了使汉字的数量和区别性能与记录汉语的要求相适应，以合体字为形符的转注字以及借用其字形表义的假借字便逐渐出现了，它们扩大了汉字形符的选择范围，使字与字并合成新字以表示一个新意思的可能性增多，形符容易较准确地表示字义的范畴了。
显然汉字字形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数量由少到多的过程，经历了由独体字即象形字、指事字，到以独体字为形符的合体字即会意字、形声字，再到以合体字为形符的合体字即转注字三个阶段，假借字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它在上述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并促进着汉字的形体结构向下一个阶段发展。
传统六书说对于人们认识和研究汉字的形义关系、构形发展和创造新字是很有价值的，许慎在完善和宣传六书说，创建传统的文字学理论方面功不可没。
然而六书说毕竟是一、二千年前古人对汉字形义关系的认识和总结，不可能十全十美。
<二> 三书说三书说：新兴的汉字构造理论，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立谈到的三书说，将汉字分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指出了唐兰三书说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
裘锡圭的三书说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
为了完善汉字结构理论，现当代文学家试图突破二千年来六书理论的框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想以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举动。
一．唐兰三书说1935年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批判了六书说，提出了三书说，创立了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理论。
唐氏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
其所谓象形文字是‚画出了一个物件，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
‛‚一定是独体字‛，‚一定是名字‛，‚一定是本名之外，不含别的意义。
‛可以‚分做三类。
一是属于人身的形，可以叫做‘象身’，二是自然界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形，可以叫做‘象物’，三是人类的智慧的产物，可以叫做‘象工’。
‛如：人、口、虎、山、弓、一。
包括六书中表名词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中的一小部分。
所谓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
‛‚象意文字的范围，包括旧时所谓‘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
‛如：大、休、立、见、名、雀。
唐氏后来在《中国文字学》中写道：‚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唐氏之说，对传统理论是一个冲击，对文字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未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因为唐氏三书说并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以义会意的会意字留下位置；不包括假借，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不能真正反映汉字的实际；象形、象意的界限不很明确，难以把握，划分意义不大，例如：‚雨‛字，唐氏在《古文字学导论》上编当中当作象形文字，上编《正讹》里又改称为象意文字，‚上‛和‚下‛字，《古文字学导论》中当作象意文字，《中国文字学》中又改称为象形文字，可见唐氏在划分象形、象意时，也‚有混淆不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