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时代的“纵横家”多出身于一般士人。
他们凭借自己的丰富智慧和辩说能力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纵横家起于三晋,也以三晋士人为主。
三晋和燕国本皆姬姓之国,相互间虽有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但士人、贵族去此就彼,并非后代意义上的“叛国”,只不过是“择主而仕”。
随着“一天下”思想的逐渐流行,齐、秦、楚也有了“一统”观念,所以不能以“朝秦暮楚”作为否定纵横家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理由。
《鬼谷子》是纵横家留下的唯一一部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充分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论述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一般交际技巧的书。
作为我国古代外交经验和技巧的集大成之作,《鬼谷子》的学术价值应予肯定。
《韩非子·五蠧》云:“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皆非所以持国也。
”《五蠧》还对言从(纵)者、言衡(横)者的立场加以驳斥。
韩非将“纵横家”归入“言谈”一类,并在同篇云:“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
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但韩非作为法家的一个集大成人物,虽然对游说的理论也很有研究,有的论著(如《说难》)同“纵横家”的议论方式很接近,但他却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来评论“纵横家”的,所以基本上对之持否定态度、对纵横思想的概括也不全面。
当然,从韩非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战国“纵横家”思想的一些特征:其一,或主张“纵”(合众弱以攻一强),或主张“横”(事一强以攻众弱)。
作为学派而言,“纵横家”实质上属于今天所言的“技术型”人才,他们自己并无一定的政治主张,甚至有的人先持这种主张,不成则改行另一主张。
他们的共同点实际是在“游说方法”的研究上面。
其二,他们不是为了宣传什么哲学思想或者达到什么社会理想而游说国君,但他们的个人目的却很明确,就是希望参与国家的管理,争取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自己的能力。
韩非说他们“借力于国也”,说他们以言谈而“有贵之尊”,其实都是就此而言的。
其三,他们言务为辩,声求其美,讲究表达方式与言辞之动人。
所以说,韩非对“纵横家”的评论虽然并不全面和准确,但也还大体符合事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为十家,兵、医、天文、历谱、五行、杂占、神仙之类另列而不在其中,而“纵横家”居第七。
应该说,班固对“纵横家”还是比较重视的。
其评论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这里指出了纵横家的文化渊源和孔子对行人之官的重视,还特别强调了行人之官受命之后,可以自主采取有效办法完成使命,具体言辞出于己而不受当权者制约的特征。
所以,这里也算是揭示了部分的真理。
尤其指出“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将“纵横家”分为正、邪两类,具有辩证的思想,也符合事实,比后来很多学者对纵横家一概加以否定或一概加以肯定(极少)的做法要高明得多。
但是,无论是战国时人还是汉代学者,对纵横家的认识,对他们的界定,对他们思想与理论的特征,都未能很好地把握。
实际上,直至近代,学术界对纵横家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至于对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意义的认识,那就更是很不到位。
首先,《汉书·艺文志》认为纵横家出于春秋时行人之官即外交使臣,从文化渊源方面说,这是对的;但二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春秋时行人多由贵族阶层的卿大夫所担任,或成为固定职务。
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
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
叔向之意要行人子员来承担同秦国使臣的交涉工作,子朱却认为,按其轮流值日的情况,那一天应该是由他来承担,并且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可见,子员、子朱均是固定的行人职务,而且二人的班爵相同。
这大约就与《周礼·秋官》中说的大行人、小行人一样。
而秦国派景公之弟针,则显然是根据此次所交涉事情的具体情况, 临时所委派。
但全面考察战国时期的著名“纵横家”,其中多是并无贵族身份和世袭官爵的人,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言谈,凭自己所讲政治主张、策略取得人主的信用,而被委以重任,如江乙、苏秦、（张仪苏秦其实并非鬼谷子同一批学生，苏秦的时代比张仪晚近30年，合纵战略最早的使用者，也即张仪的对手是公孙衍。
主页师按）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冯谖、鲁仲连、范雎、蔡泽等皆如此。
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行人生下来就有地位;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则多是靠自己的口才、能力而赢得人主的赏识与信用获得官爵地位的。
苏秦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苦心钻研《太公阴符》之书,“简练以为揣摩”,最后见赵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这类情形同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下一些寒士由于一朝高中而显耀的情形十分相似。
从这一点说,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大大地冲击了以前至少延续一千多年的贵族世袭制度,作为平民出身的士人走上了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虽然部分士子凭借学问、能力得为卿大夫家臣或诸侯国佐吏,但并无决策权,只能是为卿大夫服务;而纵横家的活动,却可能获得人主之下的最高职务。
这种情况在世界古代史上是再没有第二例的。
所以,其意义是重大的。
对此,不但班固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比司马迁还要守旧,不可能对此更有认识),后代很多学者也未能看到,至今有些学者一提起“纵横家”仍旧说他们“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其实,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除了南方的楚国、越国,其他不是姬姓诸侯国,便是周天子所封之异姓国(如齐、秦),即便是吴国,其统治者也是太伯之后(民众是当地土人,而统治者是姬周血统)。
这一点,无论当权者还是士人们,也都是清楚的。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曰:“故言权变辩智之士,必曰三晋两周。
”所以说,除楚、越之外,其他诸侯国的士人,尤其三晋两周之地的士人,并不将由此国至彼国出将入相看做叛国事仇的行为。
孟子等人“一天下”的思想,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战国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以为,汉代的征辟与察举制(如贤良方正、孝廉、文学、秀才异等、明经等)正是在战国时期不拘一格任用“纵横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它的一种继承和改进;唐代以后一反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而实行的科举制度,也一定程度上是对“任人唯贤”不唯贵精神的恢复。
其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先秦时纵横家著作,只列《苏子》三十一篇(原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原注:“名仪,有列传”)、《庞暖》二篇(原注:“为燕将”)、《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共五家。
其中《阙子》马国翰有辑本,但也只六条。
《国筮子》在所有文献中不见踪影, 这大约是据刘向父子的《七略》而成。
看来,从刘向至班固,对纵横家的范围、特征等,都还缺乏准确的把握。
先秦时期的“纵横家”绝不止这么几个人;他们既以言辞见长,又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留下著作。
应该说,《战国策》一书所收内容绝大部分是纵横家的东西。
其中有的作者并不能称之为纵横家(如见于《楚策一》的莫敖子华、《张仪相秦谓昭雎(滑)章》中那篇文章的作者屈原),但编者将它们收集于其中,是以为可以作为学习“纵横之策”的人的参考,其理论也同纵横家的主张并无冲突处。
过去很多的专著、文学史教材都把《战国策》同《国语》、《左传》一起列为历史散文一类,给人的印象,认为它们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产物。
这个看法至今未能改变。
当然,《战国策》虽大多出于纵横家之手,却不是谈他们的理论的,而是他们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所写的上书、书信、游说辞底稿或追记稿的汇集,其中也收入一些编者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其他作品。
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已说得很清楚;所以把它纯粹看做一部历史著作,是不妥当的,虽然其中的文章和开头结尾说明背景与结果的文字也确实反映了春秋以后至楚汉之间245年间的有关历史。
又,刘向《战国策书录》言,当时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类书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可见, 战国之时此类书很多,且名目不一,看来这都是那些学习纵横家游说技巧与言辞艺术的范本。
原本只有上书书信、游说辞之原文,在流传过程中,有的人为了让读者明白事情原委,在开头、结尾加上了有关背景和事情结果的说明,作了“穿靴戴帽”的工作。
这一点,将1973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同《战国策》中相同篇章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
有的文章初始甚至并未标主名,传抄中加上主名以至有加错者。
郑杰文先生《战国策文新论》之第三章专门有一节《<战国策>主名误考辨》可以参看。
①当时,除儒、道、墨等师徒相传的经典之外,其他著作尚未形成严格、明确的注释体例将说明文字同原文分开。
直至汉代,有的人编辑诗文集,尚将说明文字置于作品之前,成“小序”,给人的印象,似为作者原有,如《文选》所收贾谊《鵩鸟赋》、《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等。
后代学者考证《战国策》各篇之真伪及时间,往往据开头、结尾说明原委的文字或据开头结尾同当中正文中文字是否矛盾立论,把本来不伪者, 亦往往定为伪作、拟托。
殊不知那“穿靴戴帽”的工作为他人所作。
断《战国策》各篇之真伪,应将后人所附加的文字加以剥离。
这些文辞在流传中,有的好事者觉得某些地方还不够满意、还不能耸人听闻,往往凭自己的臆想加以增改。
关于这一点,我在《<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有所论述②,此处不多谈。
总而言之,《战国策》基本上是一部纵横家的著作集,《汉书·艺文志》却未列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战国策》虽然基本上是纵横家文章的汇集,但其中确实也反映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基本上是纵横家活动与言辞的记载,并非系统反映纵横家思想特征的理论著作,所以我很同意郑杰文先生对这部书部类和文体的三点看法:“形式上看是史书”;“有较多子书因素”;“是一部以记叙文和论辩文为主体的散文集”③。
那么,纵横家的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它在理论上究竟有什么建树?我以为,要认识纵横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就不能不对《鬼谷子》这部书作一认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