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陈桐生中国史记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中国早期史学就有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和未来帝王政治提供史鉴的传统，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更将史学提升到指导帝王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高度。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在作《春秋》时‚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就是说孔子的著述宗旨本来是要制定一套王法，但他却没有采取正面论述的形式，而是把自己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蕴含在寓有褒贬的字里行间，例如他的历法思想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借论载日月的‚书法‛来表达，他把正礼乐的意旨寄托在记述列国诸侯朝聘的过程之中。
《汉书》的说法代表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汉人对《春秋》的看法。
《史记》以上继孔子《春秋》为旨归，司马迁的史书著述重点显然是放在作为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学术内容之上。
也就是说，记述史事是‚表‛，史事中所寄寓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是‚里‛；史事只是载体，史事中的文化学术观才是精髓所在。
因此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这个文化学术史是《史记》通史的灵魂，通史赖文化学术史而获得了生命，司马迁本人的全部人生期望值也都建立在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之上。
把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从《史记》的通史文字中离析出来，我们就可以对《史记》的内容、结构、主导思想倾向等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史记》内容来看，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大体上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对文化学术巨大价值的认识而注意论载历史上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人物；三是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指导下将诸子百家之学整合在《史记》学术体系之内；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将王官学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整合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此前学者们对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讨论，显然这个重要问题被忽视了。
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此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提纲式的讨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方家的批评与指导。
司马迁对文化学术价值的认识来自两个途径：一是从自身发愤著书的痛苦生命体验中感悟到文化学术著述是士人补偿人生灾难、使自己流芳千古的最好方式，《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对此均有深刻生动的阐述。
二是从孔子、战国诸子、汉代经师等先贤的文化学术活动中获得启示，体悟到学术创造是文化人以学术思想批评历史、指导现实和未来政治的安身立命的根本。
特别要强调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正值汉家高举孔子旗臶从事受命改制事业之际，因此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当王法‛的风范尤其使司马迁认识到文化学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学术建树的文化人作传，将立言放到与立德、立功同等重要甚至高于后者的地位。
《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都是记载文化人生平事迹的重要篇章，其它传记中也程度不同地记述了文化人的学术创作活动。
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儒家人物有孔子、晏子、孟子、荀子、孔子的几十名弟子、公孙固、虞卿、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以及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董仲舒、胡毋生等一大批汉代经师；道家人物有老子、关尹子、庄子、刘安等；法家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李斯、韩非、晁错、张汤及一批酷吏；墨家有墨翟；阴阳家有驺衍、驺奭、张苍；纵横家有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蒯通、邹阳、主父偃等；兵家有孙武、孙膑、吴起、司马穰苴、韩信等；名家有公孙龙子、惠子、毛公；杂家有尸子、吕不韦文人集团；术数家唐都、落下闳等等。
司马迁对于历史上文化人著述之事随时予以著录，如《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胤往征之，作《胤征》‛。
《殷本纪》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作《汤征》‛；‚伊尹……作《女鸠》、《女房》‛；‚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作《主运》‛。
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魏公子列传》载：‚当是时，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
……号其书曰《新语》。
‛司马迁每于文人发愤著书之处都特别强调，如《史记〃平原君列传》载虞卿著书之事：‚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论赞又说：‚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虞氏春秋》在学术上并无大的建树，但司马迁却在传记中反复致意，刻意表彰虞卿在困厄之中奋起著书以自见于后世的卓绝精神，视虞卿著书为他生平重要业绩。
《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更是历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以此来激励自己的著述事业。
可见司马迁是将文化学术创造看作是历史人物垂名青史的重要手段，把文化学术著述看作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马迁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人的学术观点，他在《史记》文化人传记中论载了他们的学术建树，以学术创造作为文化人‚及时立功名‛的体现，视文化学术业绩为文化人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对某些学术的评论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如《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在这里不仅概括地论述了老庄诸子的学术要点，而且梳理了道家与黄老刑名学说之间的学术源流，使人们对战国秦汉之际黄老刑名之学的流变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后代治中国思想史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0世纪出土的黄老著作不断地为司马迁的论载提供证明。
战国典籍有些已经亡佚，这样《史记》中对这些典籍的记述与评介就显得弥足珍贵。
如战国时期轰动一时的阴阳家巨子驺衍的代表作《终始》、《大圣》、《主运》均已不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驺衍学说的内容、特点有系统全面的评述，这些评述文字成为今天学者论述战国阴阳学派的重要文字依据。
他的《史记》大量地吸收了汉代的今古文经说，由于汉代今古文著作大多亡佚，因此《史记》所论载的经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今古文经学两大阵营旷日持久的论战的重要依据。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学术流派异彩纷呈的时代，因此司马迁非常注意梳理学术源流，《史记〃儒林列传》等篇章中都有不少论载经学和诸子学的学术传授的文字。
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司马迁秉承家学，因此司马谈这三大学术出处也正是司马迁本人天文学、《易》学、道家之学的来源。
又如《乐毅列传》载：‚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乐臣公、乐瑕公是燕国名将乐毅的后代，司马迁借叙述乐毅后代而论及黄老源流，这绝非《史记》中的闲来之笔，而正是司马迁高度重视学术源流的生动体现，它使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传授系统一目了然。
再如《仲尼弟子列传》载《易》学传授体系：‚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甾川人杨何。
‛这一节文字与《儒林列传》中所载《易》学传授系统合起来，完整地勾勒了战国秦汉《易》学发展线索。
《史记》记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以及学术传授系统，保留了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之际的丰富的文化学术史料。
读者可能要问：司马迁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大势有没有一个通览全盘的史的观念呢？有！这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司马迁确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学术史观。
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中的枢纽人物，是这个文化学术史观的灵魂。
孔子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枢纽地位，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在长期的继承发展孔子事业的奋斗过程中确立的，春秋公羊学派对此贡献尤伟。
儒家认为上古五帝和夏商周三代都曾创造过王道政治的黄金时代，形成了以德治为核心内容的王道文化传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董仲舒语）——儒家六经从不同层面共同体现了上古三代所形成的王道文化精神。
但是自西周末年以来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执盟坛牛耳的春秋霸主们着眼于以武力征服为主要特点的霸权政治而不重文化，王道文化传统由此中断了。
孔子以一布衣而心忧天下，他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是当时各国诸侯都不能用他，孔子在道不行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删述六经，特别是因史记作《春秋》制定黑统一王之法，等待着后世圣王将其付诸实施。
孔子以后虽然经历了‚道术为天下裂‛亦即百家争鸣的学术分化过程，但是社会发展大趋势是重建王道盛世，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学术使命就是要落实孔子在六经之中所寄寓的王道主张，在新的层次上回到上古三代学术一统的境界。
这个学术史观将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描述成一个王道文化传统形成——中断——重建的历程，它表达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特别是儒家渴望在孔子旗臶下重建王道理想政治局面的心愿，其中充满了改革现实创造未来的革命精神。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特别是公羊学派的学术观点，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描述了西周末年王道陵迟诸侯力政的政治文化背景，揭示了孔子在乱世之中沧海横流的文化巨人气魂：‚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