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第35卷　第4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J uly 2003Vol.35No.4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Ξ南京大学　许　钧 提要:近年的翻译研究关注译者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取得了明显成果,凸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如何认识与把握并协调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各种关系的和谐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种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

而积极、互动的主体间性使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和谐共存成为可能,也为从视界融合导向人类灵魂的沟通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翻译、主体间性、视界、融合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0429(2003)04-029026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对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通过研究与探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得以凸现。

但同时,翻译界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以排斥作者为前提,也不以否认读者的作用为目的;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联。

现代阐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这种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翻译活动不再被看作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

本文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提出要正确认识翻译的主体性,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

一研究翻译的主体性,不能忽视翻译主体间的关系。

于是需认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如何认识和把握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的关系?杨恒达(2002)从翻译活动的任务和目的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从“主体间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出发,探讨了上述问题。

杨恒达把处理好多重的主体间关系,当作成功、出色的翻译的基本前提。

他(2002)着重分析了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双主体间关系,以及译者与作者和读者的多主体关系,并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否定自己,然后才能确定自身。

为说明此问题,他把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定为翻译的前提。

他援引哈贝马斯的话说:“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

”他认为对翻译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也必须以达到理解为目的。

而要在翻译中达到理解之目的,就“必须以确立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

就翻译的具体操作程序而言,虽然译者面对的是文本,但杨恒达不说“文本的可认知性”,而提出“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是因为文本不仅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而且实际上是作者主体的一部分,对文本的理解・092・Ξ本文为江苏省“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不可能离开对作者主体的理解。

在是否以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的问题上,他谈到了译者的良心问题: 就译者作为认知主体而言,我们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的启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哈贝马斯对非认知主义的抨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而在翻译问题上,是否以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到译者的良心问题。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认知主体角色不同于普通读者在阅读中充当的认知主体角色。

因为读者可以误解作者的意思,而当他向他人阐释或介绍作者原意的时候,他是以自我的身份出现的,他要为自己的误读、曲解及错误解释负责。

而译者则不一样,他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的误读和曲解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读者看作是作者的本意。

那么,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

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

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杨恒达2002:99)关于“良心问题”,这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译者都挥之不去的“情结”,也就是“忠诚”的观念。

“良心问题”的提出,明显受到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的启发。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主体间的对话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参与对话的各方应是平等的,二是参与对话的各主体必须遵守被语言和生活共同体所承认和接受的准则与规范。

法国的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贝尔曼以“道德”与“诗学”的双重标准对译者与作者(原文)和读者(目的语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审视。

在他看来,翻译主体间的关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是道德标准,这与杨恒达所谈的“良心问题”颇有相通之处。

道德标准是针对原文而言。

贝尔曼避免用“忠实”概念,而是提出“尊重”和“负责”。

译者要“尊重”原作并要对原作“负责”,这里借用的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而是现代阐释学关于主体间关系的“宽容”与“能动”的观点。

贝尔曼所说的“尊重”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保留原文的特质、气韵、风格等;二是要在目的语中进行再创作,以丰富、拓展、延续原作的生命。

也就是说,译者与原作者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对话关系,应以平等的态度直面对方的存在,作为译者,他应当以其再创作的作品来实现对“原作的一种馈赠”。

诗学标准是针对目的语而言。

诗学视作品为整体存在,则诗学标准强调译作要作为整体而存在,有独特的节奏、连贯的风格和内在的统一。

总之,译者奉献给目的语读者的,是一部完善的经过再创作的作品,它既包含了原作者的生命要素,又以新的生命形态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生存(An2 toine1995:862101)。

考察翻译活动,探讨翻译的本质,不能不关注译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杨恒达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启迪下所说的“否定自身”以确立自身,还是贝尔曼针对原文与目的语所提出的道德与诗学标准,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

因此,如何协调好作者、译者与读者间的关系,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非常重要,为此,我们有必要求助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

二阐释学“作为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总是与翻译学所关心的联系十分紧密,伽达默尔在《古典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赫尔默斯是神的信使,他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告诉他的消息。

然而,特别在世俗的使用中, Hermē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

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

翻译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并以对被表达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

谁想成为一个翻译者,谁就必须把他人意・192・许　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转引自洪汉鼎2001:2)。

细读伽达默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诠释学”,与我们研究的翻译问题在许多层面上相一致。

首先,在他的论述中,翻译的传统方式得到了揭示,即在荷马的描述里,通常都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告诉他的消息”。

字面翻译在本质上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其次,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阐释)任务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翻译任务是相同的: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语言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

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被反复使用的两个词:理解与表达(包括下文的“重新表达”)。

这两个词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的基本过程。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两个方面中理解是前提,所以他的许多著述中特别强调对“理解”的研究。

再次,他指出了对于翻译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从“他”世界到“我”世界的转换,这一转换是本质性的,它标志着语言生成与接受环境的根本变化,而这一根本变化必然对理解与再表达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翻译观相去甚远的观点,还给了翻译这个职业“总有”的某种自由,也就是在根本上承认翻译是有一定自由的。

上述几点,在今天看来,也许并无新颖独到之处,但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紧紧围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当译者进行翻译时,他直接面对的并不是“作者”和“读者”,而是文本和想象中的“隐含的读者”。

也就是说,一边是文本,另一面是译者假定的读者。

这马上给我们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文本是否等同于作者?译者翻译时考虑的读者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换言之,译者考虑读者时考虑的是什么因素?如果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需“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而且还以对被表达的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以“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为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说,前者是针对原文本而言,而后者是为了读者而言。

对于翻译的前提—理解,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像是个人的主观性行为,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对翻译理论来说非常关键的问题:若把理解视作译者的纯个人的主观行为,那么传统翻译论所强调的以客观(理解的客观性)为基础的忠实,就无可保证。

伽达默尔在对理解的主观性提出质疑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一个有限制的存在理由,那就是要将理解的主观性置身于传统之中,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理解者,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传统之中,正是传统将理解与理解对象联系在了一起。

为此,伽达默尔又给传统与成见一个重要的位置,以此作为个人理解的前提,从而实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这一观点为译者理解作者的意图,把握文本的意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就译者而言,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他还担负着用另一种语言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向所设想的读者表达出来的任务。

而我们知道,在翻译活动中,读者的期待与要求始终是译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一些富有经验的译者来说,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了翻译的目的与任务能否完成。

翻译的这种多因素和谐的要求,又同样可在伽达默尔的阐释观中找到理论的支撑,这就是他的“视界融合”说。

周宪对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视界融合,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况的理解。

然而,解释者的视界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即施莱马赫尔所要求的)。

这样便构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周宪1997:251)。

周宪补充指出,尧斯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界这一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