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北京宫殿告成诏》研究王 铭（苏州大学档案系副教授 215021）摘要 本文通过疏考明代档案文件《北京宫殿告成诏》，研究了诏书的文种源流、类型、历史沿革、用语演变；分析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政洽、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及弊失。

关键词 明代 迁都 北京 诏书一、《北京宫殿告成诏》疏释 其一，题解 朱棣(公元1360～1424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始封燕王，建藩北平。

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厉行“削藩”政策。

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南下。

经四年争战，于1402年6月攻克南京，夺取皇位，史称明成祖。

为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瓦剌、鞑靼等部南侵，朱棣于1406年下诏，营造北京宫殿，作迁都准备，迄至1420年12月落成。

因颁此诏，正式迁都北京。

其二，文字疏正 兴王之本，肇兴王业的根本。

继体，后嗣。

经国之宜，常指治国方略。

此处“宜”字指便利。

皇考，对亡父的尊称。

江右，古长江的下游，经由从芜湖到南京一线，为南北走向。

按古地理说法，以该地区长江西岸为江右、东岸为江左。

后虽水道改向，但仍习旧称，将这一带江北地区称为江右、江南地区称江左。

因朱元璋发迹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红巾军，故称创立江右。

永图，久远之计。

眷，眷怀，遥想。

在北京宫殿营造过程中，朱棣常留居于此。

因正式都城还是南京，故所颁诏书中，用怀念以前长期在北方生活的口气，是谓“眷”。

道里，距离。

适均，指各地到北京距离适中、远近平均。

卜、筮，古代用龟甲占卜和拈蓍草来判定人之行止吉凶休咎的方式。

攸，所。

舆，地。

引申为居下者。

舆情，遂指民心。

郊社，祭祀天地的场所。

此指作为三大工程之一而营造的天地坛。

绍，继承。

贻，留给。

巡狩，通常指帝王离开国都，巡行境内。

景，景仰。

引申为派使赡仰、庆贺。

贶，赐予。

引申为馈赠。

诞，创立。

地理，此指皇朝版图。

古今，古往今来。

全盛，国土广阔、国力强盛。

其三，今译大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昔朕皇考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创立江右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天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图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壮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仿古制循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开创王朝基业，以建立王朝根据地为急务；子孙承守现成基业，则以便于治理尤其重要。

昔年，朕先父太祖高皇帝明确承受天命，君临天下为华夷共主。

于江右起事，由此开启国基。

故而，朕继承皇位后，致力弘扬大业，一心专注于皇朝永固的大计。

遥想北京，实在是都会之所，地势雄壮，四周山川为天然屏障；地处四方万国的交通要冲，往来各地均感方便。

此乃上天之所属意，连卜、筮结果都相同。

（因此，）朕仿古制，循民意，立南、北两京。

建置郊社宗庙，营建北京皇城。

（这样做），上承先父太祖高皇帝曾欲迁都的未竟之志，下遗子孙万代一个章程典范。

而且，对于巡视王畿、驻防北边，确实有便利！自皇城营建以来，天下军民无不乐于参与这一工程。

真可谓，上天感应，百姓唱和的盛事！各国仰慕，派使庆贺、贡献，一齐来到。

如今皇城已告落成，（朕）选定以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清晨，驾临奉天殿朝见文武百官，创制新的皇朝舆图，用以达到和谐兴盛的局面。

啊！天象清平，人民宁和，延绵国家万年之福；中华安定，四夷宁静，旷世强大皇业必将愈加兴隆。

特此诏示（天下），使（百姓）皆听到、知晓。

二、诏文种源流研究诏，是设置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由皇帝主要用来指挥庶政的君命公文文种。

诏文种的确立与词意变化。

东汉时人认定，“诏犹告也。

告，教也。

三代无其文。

”[1]意思是说，在夏、商、周三代，“诏”字不指公文，而是上对于下“告语”、“召见”的动作。

兹列举数例以证此见：（1）《说文解字》释为：“诏，告也。

”（2）《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显志赋》有：“诏伊尹於亳郊兮，享吕望于鄂州。

”注解曰：“诏，召也。

”（3）《礼·曲礼下》曰：“出入有诏于国。

”（4）《逸周书·文儆解》记有：周文王“诏太子发”，是指“召而与言”的行为。

即：召见太子姬发并教导说。

秦始皇时，实行公文文种规范化，改皇帝之令，定名为诏，这是“诏”文种之最初创设。

汉代以来，各封建皇朝相继沿用。

随着“诏”文种的正式确立，“诏”字的含义也发生变化。

据王先谦集毕沅之说：“诏，照也。

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2]。

诏书的使用范围与特定类型。

（1）诏书的一般用途，是由皇帝指挥庶政。

诸如：宣布重大政令（包括改官制，宣布新的政纲，册立皇后、太子，宣布由太子监国等）；批示答复臣工之奏；对官员指授方略；颁行日历；解释重大举措的原因；国家危难时，诏命天下起兵勤王；遇有叛乱下诏征讨等。

（2）诏书的一些特定用途，往往被冠以专名。

譬如，一曰恩诏，也称“德音”。

通常用于皇帝颁降恩惠：如对天下或某些地区民众普加爵级、减免赋税，普赐年高者衣、食，宽赦囚徒等。

其专用于赦免者，又称“赦诏”。

二曰求贤诏。

用于皇帝征求人才。

三曰罪己诏。

用于国势衰微、苛政病民、社会动乱时，皇帝下诏列数自己的错误、表示悔改，以期振作士气、收揽民心、起衰图强。

四曰遗诏。

用于古代皇帝临终前指定继位者、嘱咐如何处理后事，及在嗣君年幼的特殊情况下，指定顾命大臣或由皇后临朝参决军国重事。

少数也偶有总结自己的功过和经验教训以留嘱嗣君。

皇帝如突然死亡，来不及留下遗诏的，多由嗣君或顾命大臣命辞臣补拟。

五曰哀诏。

皇帝崩逝的事实，由嗣君通告全国举哀。

六曰即位诏。

在嗣皇继位、开国君主登极时，诏告天下。

七曰亲政诏。

用于冲龄继位的皇帝成年后亲理朝政，颁告天下。

诏书的形式与别名。

（1）密诏。

派密使交付重臣的秘密诏书。

往往不采用正常传递途径，不举行正式颁给仪式。

（2）亲诏。

由皇帝亲自拟稿。

（3）手诏。

由皇帝亲笔书写，也称“诏记”、“手记”。

（4）诏板（版）。

汉晋之际，公文书写材料多为竹、木。

写诏书的木牍，方径一尺一寸，称诏板。

由于古时将诏书写于木板，故也将诏书称为诏板。

例如东汉末，曹节“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

”[3]（5）诏黄。

自东晋桓玄当政时下令以纸代简后，公文开始一律采用黄纸书写（因经黄柏染制，可防蛀虫）。

随着纸的制造质量提高，一般公文逐渐改用白纸。

后世，仅皇帝的部分公文才可以使用黄纸。

用黄纸书写的诏书，遂称诏黄。

例如，据南北朝时记载：“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

凡请诏黄，皆其辞也。

”[4]（6）玺书。

秦以前，凡印章均可称玺。

用玺的文书通称玺书。

秦始皇以后，仅皇帝之印得称“玺”。

玺书就成为诏书的别名。

诏书的沿革。

就总体而言，诏书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

但有三点须加说明：（1）作为皇帝指挥庶政的主流文种。

诏书最频繁使用的时期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明朝。

在宋代，用于庶政的君命文种主要为“敕”；元代多用“圣旨”；清代则为“谕旨”。

在这些朝代，诏书虽仍见运用，但已不居于指挥庶政之君命文种的主流地位。

（2）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曾改国号为周）名“瞾”，与“诏”读音相近，根据封建避讳制度，故避“诏”而不用，《唐六典》所载的正式设置的君命文种遂只有“制”、“敕”、“册”。

在唐代其他时期，“诏书”虽也实际运用，但主流地位已让位于其他文种。

（3）在封建社会中，用不同君命文种撰写的皇帝的公文，都可以笼统地称为诏命。

究其实质，其文种往往并非诏书。

诏书的首、尾用语变化。

（1）诏书首称演变：元朝，诏书首称为“上天眷命皇帝诏曰”。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样不能体现对上天“尽谦卑奉顺之意”，故改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成为定制，并为清代所承袭。

（2）诏书末称用语演变：元代为“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明代多写成“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清代则多采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三、简析明代迁都北京的意义档案文件明成祖朱棣《北京宫殿告成诏》，是永乐年间定鼎北京的历史见证。

但须稍作说明的是：迁都之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历经长期筹划、积极准备，分阶段付诸实施。

早在朱棣即位南京之初，礼部尚书李志刚于永乐元年(1403)正月“首发建都北平之议”。

当年，诏升北平为陪都，正名北京，成为全国两大政治中心之一。

四年七月议迁都，群臣达成共识。

奏议曰：“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山川影旺，其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之都”。

乃诏以建“行在”为名筹备，并分派大臣宋礼、陈晖等，加紧疏浚大运河，以便漕运江南财粟；往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木备料。

明年，征调工匠23万、民夫近百万，正式修建北京城。

工程分内城、皇城、紫禁城(京城)三部分次第进行。

前后延续十余年方才告成。

遂于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而改南京为留都。

明代迁都北京，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有重大积极意义。

适应了明初特定背景下的军事、政治需要。

元朝覆灭后，残余势力退入漠北。

“占据东自呼伦贝尔草原，西至天山……南临长城的广大地域”，“引弓之士，不下百万”[5]。

并“屡谋兴复”，重主中原。

为抵御蒙古，明初在北部沿长城一线常驻军数十万。

在洪武年间，遣燕王朱棣就藩北平，节制北部边境兵马，并屡次统帅诸将出征。

虽能收强化军事指挥、遏制蒙人南犯之效，但也扶持了“第二权力中心”，导致尾大不调，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

通过“靖难”兴兵夺取皇位的朱棣，自然不会授人以柄而师其故技。

但南京距离较远，遥制北边难免有鞭长莫及、缓不济急之慨。

迁都北京，则在政治、军事上一举两得：既维护中央集权；又强化北边指挥。

推动京畿地区经济发展。

永乐时期，为适应都城近十万官吏、士兵的物质供应之需，对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措施：（1) 移民垦荒。

简“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充实北京”[6]，以积聚财力、“培植根本”。

从人多田少的山西及其他类似地区，移贫民垦种京畿；安集流民，让罪囚挈其家小发配北京屯田[7]，以增加劳动力。

并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凡垦田的移民，由官府发路费，配耕地，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免三年赋役。

并鼓励开垦荒地，“听为己业”[8]。

（2)推行军屯。

据不完全统计，在京锦衣等54卫并后军都督府屯田6338顷，北直隶卫所屯田10064顷，既使京畿地区大量荒地得以垦辟，又基本解决了军粮供应。

（3)兴办水利，减免赋役，实施赈济，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发展蚕桑业和植棉业。

使遭受长期战乱而残破的京畿地区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京畿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显著攀升。

在耕地面积、人口数目和赋税额数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增长。

为北部边境的防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明代中后期京畿地区的进一步经济振兴，准备了条件。

华夷一家，是《北京宫殿告成诏》的思想特色。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既曾有相互抗衡、大迁徙、大融合，也曾有如兄弟般和睦共处，乃至天下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