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模式概述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借鉴2010081507刘志韬摘要：近几年，“东亚模式”是一个备受世界经济学者关注的话题, 它曾创造了亚洲奇迹, 令世人瞩目,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又广受世人争议。

本文试对这一模式的特点、成功与不足作一个浅述, 以期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所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东亚模式特点成功不足借鉴东亚经济模式造就了亚洲经济奇迹，给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

但东亚模式的缺陷也使东亚诸国陷入了金融危机而蒙受巨大损失。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东亚经济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正确地认识彼此间的异同，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走过的弯路，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1974-199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7.5％，是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就是在1974—1975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1990- 1992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仍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其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经济自主能力不断提高，无论什么样的外部经济环境，其经济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这种经济奇迹虽然与当时的外部经济环境密不可分．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东亚经济模式所起的积极作用。

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的腾飞投下了一道阴影，给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功划上了一个问号。

先是泰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继而泰国金融危机向外扩散, 演变成东南亚国际金融危机; 进入10 月下旬以后, 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扩散到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台湾地区, 以及奉行“东亚经济模式”的其它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下降,资本大量外逃, 国内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

但是，带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我们应当正确而客观地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亚洲各国今后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战略，也关系到我国今后经济战略的决策。

一、“东亚模式”的特点东亚经济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即既具备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又注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

政府充分利用经济、法律以及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引导经济协调有序发展，甚至利用政府权威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日、韩等国都制定了一系列的中、长期计划，以指导经济发展，井弥补市场之不足。

另外。

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并通过利率、税率、价格等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运行实行宏观调控。

企业则和政府协调一致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市场活动，保证市场经济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

这些年来，日、韩等国都出现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

如日本的三菱化成、丰田、尼桑公司，韩国的大宇、现代都是政府与企业配合的产物。

东亚经济模式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从市场资源来看, 由于国内资源缺乏, 市场容量狭小, 因此, 经济上偏重依赖外资和外部市场; 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东亚经济的发展在6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发展本国工业．替代同类产品的进口。

实施这样的战略，采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管制进口，排斥国外商品，保护国内市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亚国家都先后改变了经济发展战略，相继制定了“贸易立国”的战略，由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

要实施这一战略就要全方位开放．包括：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放宽外资政策(主要是税收)；鼓励扩大出口，创立出口加工区，利用本地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出口。

并以出口换汇购买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外国设备, 以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到了7O年代后期，它们及时地抓住了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将产业发展重点转移到重化工业、电子工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初步实现了工业提高国内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 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密集型产业的层层推进, 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

东亚模式强调一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部积累，靠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各国国内储蓄率一般较高。

亚洲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正是依靠较高的储蓄率所提供的资金实现的。

亚洲许多地区的储蓄率一般高达35—40％，而一般西方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只有20％，这与许多亚洲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崇尚节俭是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高的储蓄率，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即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更高的储蓄率。

二、“东亚模式”的成功与不足20 世纪60、70 年代以来, 以日本经济腾飞为领头雁, 经“四小龙”而至“四小虎”产生了一个雁行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洲经济飞速发展, 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

日本战后经济千疮百孔, 政府主导进行了“三大”民主化措施(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资民主化) , 从而粉碎了“统制经济”的桎梏, 为市场经济机制的充分发挥开辟了道路, 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50、60 年代开始实施贸易立国战略, 政府制订指示性计划和产业政策指导,对经济运行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同时, 政府与企业间建立“命运共同体”, 以“团体精神”同外部竞争。

这种模式给日本经济带来了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韩国60 年代加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先后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全国税务总局等官方组织和种类繁多的公共金融机构, 通过制订五年计划, 实行货币贬值, 提高实际利率, 放宽进口管制等措施改善了资源使用状况, 提高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而后, 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政府全面介入经济生活, 掌握投资主导权,培植大企业集团, 在企业规模超常规发展时, 韩国经济也飞速发展。

其它如新加坡、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近1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都达到10%,可以说东亚经济的腾飞得益于这种“东亚模式”。

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本币大贬、物价飞涨、股市动荡。

有些学者开始怀疑甚至全盘否定“东亚模式”。

笔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东亚模式”,一方面,应肯定“东亚模式”促进了东亚经济繁荣,有其合理内含的一面；另一方面,应承认“东亚模式”也有不尽完善之处,有其局限性。

“东亚模式”不足的一面表现在: 其一, 东亚价值理念固有的弊端。

首先, 由于中央集权思想,公众对政府的依赖与过度信任, 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出现偏差。

如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 政府扶植大企业集团时通过干预银行的正常业务给大企业集团提供金融支持, 造成政企关系暧昧, 这一方面使企业非法超借超贷,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同时也使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金融风险加剧; 另一方面使政府内部极易滋长腐败, 影响经济稳定和国民信心, 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 由于这种价值理念强调群体作用, 忽视或轻视个人的价值, 造成科技创新能力低下, 使得产业结构向高科技领域转换时明显滞后。

其二,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局限性。

这种战略的成功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思维的结果,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纷纷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 全球生产能力供过于求, 东亚国家的传统出口产品受到极大挑战,如钢铁、机械、电子等传统产品的出口竞争日益加剧, 致使东亚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下降, 进而使出口导向战略受阻。

其三, 缺乏资本市场调控、监管能力。

首先是举债太多, 泰国在危机前外债近900亿美元, 韩国则高达1 200 亿美元, 其它许多东亚国家的外债也都大大超过警戒线。

其次是外债结构不合理, 这些国家的外债均以短期为主。

再次是对外资的投向缺乏监督调控, 外资太多投向股票、债券、期货和房地产业, 这些热钱一有机会便兴风作浪。

最重要的是政府在对金融体系缺乏成熟的监管条件下, 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 致使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投资基金大举进攻泰、韩、印尼等国市场时,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反映迟钝, 不知所措, 看着本国汇率大贬, 股市狂跌, 企业破产。

三、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与借鉴中国也属东亚国家之一, 与东亚其它各国具有类似的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因而东亚模式的发展走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一)政府的干预政策应以完善市场机制和扶持产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最终是创造一个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的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政府不但要承担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而且要承担体制设计、推进改革的重任。

凡是市场机制证实有缺陷的地方，就应该运用计划和行政手段去纠正它；凡是市场机制能产生良性作用的时候，就应该停止运用计划和行政手段。

政府的政策应强调产业升级和优化问题。

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扶持；改进企业制度，改善公有企业缺乏活力、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管理体制僵化的弱点，避免它们对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过度依赖；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素质，避免经济生活中的寻租行为，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

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

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

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

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三) 矫正“抓大”中的政府行为。

“抓大放小”战略中的“抓大”, 即通过政府的积极推动,企业进行联合兼并扩张的形式, 建造一批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 以提高整体竞争能力。

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而在现实操作中, 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过份干预企业的行为,强行拉郎配搞联合, 一味追求规模搞轰动效应, 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 不考虑企业间是否具有整合互补性, 这种做法显然没有汲取日、韩大企业集团走向困境的教训: 即政府对企业的扭曲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