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使得中国的管理会计从原来的“小众呼吁”转向“大众热议”。

由此，人们欣喜地看到，管理会计得到财政部的重视，管理会计最佳实践得到广泛的宣传，学术界与实务界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中国的管理会计发展“热潮”正在逐步形成，管理会计的发展已经进入“最佳机遇期”。

本文试图借财政部将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发展的重点“东风”，回顾和反思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表达作者的某些观点。

一、过去我国已经做了什么：回顾与反思学过“会计学”的人，基本都知道“会计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substance over form）。

尽管中国曾经没有“管理会计”（Management Account-ing）这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基于这种认识，新中国建立之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还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

（一）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及其中国特色1978年之前，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国营企业只是国家行政附属机构，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

国营企业按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

这些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对国营企业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存在）市场问题。

由于成本代表着效率，自然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营企业特有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具有一些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些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在班组核算、经济活动分析、群众路线、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和对外提供成本报表等方面。

（1）班组核算。

1951年下半年，中国东北地区一些工业企业开始推行车间成本核算，并认为“把成本工作推行到车间是成本工作显著前进一步的标志”（姜开齐，1951）。

在车间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各行各业又大力推行班组核算（谢咸临，1952）。

班组核算是企业的最基层即班组对其生产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与考核的一种核算方式，是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最扎实的基础。

班组核算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解决了西方责任会计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胡玉明，2002）。

以现在的“后见之明”，其缩小成本核算范围的思路具有当今流行的“作业成本法/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 Cost-ing/Management，ABC/ABM）的“基本元素”。

（2）经济活动分析。

班组核算只能反映问题之所在，而要寻找问题之根源，必须借助于经济活动分析（胡玉明，2002）。

中国最早开展班组核算的天津钢厂始终将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杜昂，1998）。

只有将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相结合，才能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

“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两大法宝（胡玉明，2002）。

中国国营企业50年代初期推行的“经济活动分析”已经突破了单纯运用财务指标的局限性，立足企业经济活动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过去、现在与未来暨南大学管理会计研究中心 胡玉明【摘要】 财政部将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发展的重点，管理会计的发展已经进入“最佳机遇期”。

本文以此为契机，回顾和反思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已经做了什么，讨论现在应该做什么，遐想未来可能做什么，以期总结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也体现一个“管理会计战线老兵”的“一孔之见”。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管理会计实践 企业财务转型新会计（月刊）2015年第1期（总73期）6过程，采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融合的多元化指标体系评价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的“元素”。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大冶钢厂推行的“五好”小指标竞赛（杜昂，1998）类似于平衡计分卡。

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推行的“经济活动分析”早已体现平衡计分卡的精髓。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绝大部分高等院校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曾经因为“会计味道不纯”而被视为“不伦不类”的课程，并改为“企业财务分析”或“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值得深思？（3）群众路线。

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本来属于企业内部的事情，成本信息还涉及商业秘密，能够走“群众路线”，充分地集思广益，共谋降低成本之良策，则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特色。

其中的典型例证就是鞍山钢铁公司将“群众路线”运用到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上来，依靠班组核算，发动了群众，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可以说，群众路线在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中起着很大作用。

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系统工程，不仅要深入班组，而且必须渗透到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工作，必须与生产技术密切结合，走群众路线。

中国国营企业过去实行的“群众路线”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目前强调人性化管理以及正在实行的“员工参与制”和“授权管理”。

但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环境，独立主体的企业不可能如此广泛地实行管理会计实践的群众路线。

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会计实践即使要实行群众路线也只能在一个企业内部，因而只是局部性的“群众路线”，根本不可能实施全国性的“群众路线”。

只有基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实行管理会计实践的群众路线。

（4）生产技术财务计划。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代表效率的成本指标非常重要，成本计划必不可少。

因此，国营企业必须编制一个包罗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

这就是“生产技术财务计划”。

就其基本体系而言，中国国营企业实行多年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与西方国家企业编制的“全面预算”一致（胡玉明，2002）。

不过，中国国营企业是国家行政附属单位，由国家统一制定计划，并下达给各个企业，确定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然后据以制定企业的全面计划。

由此，编制计划时强调的是以生产计划为中心，要求其他各项计划与生产计划相配合。

而西方国家企业的“全面预算”则是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编制，生产预算建立在销售预算的基础上，并以销售预算为中心，综合平衡各项指标，而销售预算的编制又是以企业对市场需求的调查和预测为依据。

同时，全面预算还特别重视生产经营活动对现金收支和财务状况的预期影响。

而当时国营企业的现金收支统一由国家管理，国营企业的一切收入都上交国家，一切支出都由国家拨付，即实行所谓的“统收统支”制度。

上述具体操作的差异源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的差异。

国家的“统购包销”取代了中国国营企业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

实际上，国家解决了国营企业的市场问题。

由此，国营企业并没有面临市场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做了西方国家企业所要做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工作。

可以说，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是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重要特色。

（5）对外提供成本报表。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一直将管理会计制度纳入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之中，要求编制成本计算表。

国营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报表包括成本表（成本表又包括全部商品产品成本表、主要商品产品单位成本表、生产费用表、车间经费及企业管理费明细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一贯特色。

这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会计报表主要供上级使用，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以整个国家为核算主体，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只是一种“兄弟”关系，无所谓成本保密，根本就谈不上“商业秘密”问题。

成本信息只是服务于国家对各个国营企业的成本考核。

国家对国营企业提出了成本降低额和成本降低率两个考核指标。

这也颇具中国特色。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费用表具有其特殊意义。

“这和西方国家只注重成本要素的情况不同”（杨时展，1998）。

从体现增值额的角度看，中国当时的生产费用表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增值表（Value-Added Statement）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生产费用表与增值表的基本设计思路一致，都比较接近商品的价值构成（W=C+V+M）。

生产费用表基本体现了生产过程的C+V，便于计算工业净产值和国民收入，而增值表体现了生产过程的V+M。

当然，两者编制的目的与理论基础不同。

回顾历史，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色，尽管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企业特殊制度安排，从今天的眼光看，显然缺乏市场观念（其实，当时并不需要市场观念），但就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相当于西方管理会计的“执行会计”）而言，中国国营企业确实创造了一些足以令中国人新会计（月刊）2015年第1期（总73期）7引以为自豪的实践经验。

在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中，相当部分西方国家的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实行。

在企业解决市场层面问题之后，中国国营企业过去的管理会计实践经验就可以发挥其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特色或经验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风采依旧，值得总结并发扬光大。

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最擅长的就是“学习”，都是“学习高手”。

1978年之后，中国逐步实施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开始引进和推广“管理会计”这个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 “实际成本核算，目标成本控制，责任成本管理”（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和 “目标成本法”（邯郸钢铁集团公司）等“典型”案例。

进入21世纪，即便是作业成本法/作业管理、经济附加值（ Economic Value Added，EVA ）和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新宠”在中国也有其运用的“典型”案例。

总之，只要西方国家有什么管理会计理论或方法，中国企业就有什么管理会计实践。

客观地说，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管理会计实践的“典型”案例。

然而，仔细思量1978年之后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一种忧伤之情却油然而生：与1978年之前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相比，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中国特色”何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管理会计实践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失去“自我”？1978年之前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为何难以重现？不过，转而一想，又有些许的宽慰：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选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我们必须继续向他们“学习”。

我们越是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也许就越没有中国特色。

（二）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及其困境尽管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水平较低，但是，以此否认或无视中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有失公允。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中国会计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对西方管理会计进行了大量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

具有代表性的是：已故厦门大学教授余绪缨先生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1982年第2期至1982年第6期）连续发表六篇论文介绍西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已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时展先生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至1984年第6期）连载其《管理会计通俗讲话》介绍西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