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契约论》的一些思考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如社会公约、最强者的权利、社会状态、财产权、主权等。

这些问题会从不同的方面让人产生触动，而我将就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公意何以实现？
在《社会契约论》中，作者区分了四种意志：个人意志、团体意志、众意和公意，团体意志、众意和公意都是个人意志的外化和延伸。

卢梭认为，政府是基于当权者与人民的约定而形成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契约，这样一种契约1“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从卢梭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理想中的社会契约，并不是让个人意志屈从于整体意志。

相反，他充分表现了对于公民自由和个人意志的尊重，因为他认为：2“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都缺乏尊重和维护，又怎么企望他对其他事物存有真挚的关怀？
但是人性也是自利的，人们会惯常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公共问题，个人意志中的不理性因素往往会成为公共目标的阻碍。

就像卢梭说的那样，3“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

因此，个人意志需要积极正确的引导，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们所希望实现的公共目标，而不致于适得其反。

而公意就具备这样的功能。

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它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叠加。

公意不等于众意，众意只是个人意志的汇合，而公意则将个人意志进行提炼和深化，最终通过政治、法律等机制将其转化为利于民的公共政策和措施。

但是我认为，公意是最弱的，最难实现又最易被摧毁。

理想的公意只存在于理想的体制，现实生活中的公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碍。

以下，我暂以中国为例。

首先，公意的采集难。

我们都知道，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飞速膨胀。

人口的增长促进行政机制的扩大，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的意见上达需要经过繁杂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信息的失真和替换。

人们想要一个公正透明的利益表达渠道，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不用说地域限制、文化差异、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因素了。

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政府倾向于利用网络这个媒介来
1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2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
搜集人们的意见，但是，互联网的受众毕竟有限，政府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年龄层次的人。

公意采集的难度可见一斑。

其次，公意转化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后，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

从行政官员方面来讲，由于监督机制的缺陷，公共政策中包含的到底是公意还是官员的个人意志或团体意志，我们都不得而知。

虽然政府会在政策制定时举行听证会，但是其公开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就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政府的官员或许会按照要求去公开，但不会有人去公开自己的全部财产。

所以，公共政策和法律中的公意究竟占多少，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监督和鉴定。

唯有期望能够出现芬纳所提出的民主制政府，在这样的政府下，官员们会按照真正的公众需求去工作，而不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公众需求”。

因此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公意。

每个国家的公意多多少少都会与各种复杂利益挂钩，而且有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公意可能只是一个合成谬误。

第二，中国的法治，何去何从？
法律是公意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有效的的约束机制。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证。

法治是一个趋势，但并非每个民族都适合法治，也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能接受法治。

卢梭曾通过一些例子，得出结论：4“有些民族生来就是能受法律约束的，另有些民族等上一千年之久也还是不能的。

”虽然这样的情况具有偶然性，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将政府官员至于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

官员也往往缺乏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无法明清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职责所在。

另外，中国人深受“民不与官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会主动地去反抗权威，更不会积极地去寻求自由平等，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很淡薄的。

因此，中国社会人治因素远远超越法治因素，又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卢梭说：5“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

”这种说法在中国似乎不太适用，很多中国人都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对于中国人来说，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就很不错了，人们不会主动地去寻求太多的改变。

而且，现今中国的法律覆盖面太窄，崇尚公正的法律尚且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又怎能期望人们对法治抱有希望？
在中国，道德和法律常常纠结在一起，到底谁更胜一筹，却说不清楚。

至少在我看来，每回出现什么社会问题，道德呼吁总是一马当先，而法律制裁则千呼万唤始出来。

也不能说这样就不好，至少现在的中国人不再一味地进行道德谴责，也知道使用法律武器了，这也是4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页
进步不是吗？
当然，中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底最后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人能够预料，但努力总是必要的。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要加强对立法者的考察，一个合格的立法者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德性。

对于法律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人们不遵守它，而是立法者的腐化。

第二，卢梭说，6“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

”中国的官员尤为要理智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不能公利私用。

在中国，官员要发挥示范效应，近几年的官员知法犯法已经让人们颇为寒心，官员的行政伦理建设迫在眉睫。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7“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必须破坏的东西。

”中国法律的发展不能只依靠舆论和道德的压力，法律本身应有一个自动更新的机制，法律的作用应是事前示警而不是事后惩戒。

立法要及时，要依据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第四，要加强法律教育和宣传，提升中国人的法律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增强的同时也能促进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

法律宣传的形式要灵活，不能仅仅局限于法治栏目这些单一的方式。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微博这个平台，促进普通民众和相关法律人士的交流。

总之，法律应是因地制宜的，8“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而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着某些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

”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法律应是适合中国自己的，符合自己的需求的，以至于达到法律与社会的完美契合。

第三，什么是平等？
在《社会契约论》，卢梭对平等作过一番论述：9“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

反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

”卢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弥补天然的不平等，10“唯有当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够有过多的东西的时候，社会状态才会对人类有益。

”
但是，我觉得，卢梭的这番论述太过理想化，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人们的健康、才智等天然的不平等因素是没有办法被替代或忽略的，人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平等，在政治生活
6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9页
7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5页
8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8页
9卢梭《社会以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中尤为如此。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特权阶级的存在，特殊阶层会以种种我们所不知的方式来占据公共资源和财富。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区别只在于严不严重罢了。

我认为，除非是平均主义，否则人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平等，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努力地减少贫穷、疾病，让社会底层的人们能够改善生存条件。

虽然完全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仍要坚持平等的原则，就像一本书上说的那样：“只有使运气最坏的人拥有最大优势的时候，对平等的偏离才是允许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平等不是被赋予的，平等需要人们积极主动的追求。

所以，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应该要有平等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维护自身的权益。

以上就是我关于《社会契约论》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