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1979年初建交以来,双边贸易进展迅速。
根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972亿美元,增长了97倍。
根据美国的统计,同期从亿美元上升到1473亿美元,增长了124倍。
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1984年中国是美国出口的第19位,进口的第21位,全部贸易的第19位;到2002年是对美国出口的第7位,进口的第3位,全部贸易的第4位。
中美贸易的高速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已为中美双方绝大多数人所认同。
然而中美经贸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常会遇到一些麻烦。
最近贸易逆差问题在美国被炒作得火热,就是一例。
在近几十年的中美贸易史上,双方间的贸易逆差有一个转化过程。
在开始阶段, 美国对中国是有贸易顺差的。
但后来,由于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超过对华出口增长的速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转为逆差。
据中方统计,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2年,逆差上升到428亿美元,9年增长了近6倍;据美方统计,1983年美方开始有逆差3亿美元,到2002年上升到1031亿美元,19年增长了342倍。
双方公布的数字有如此大的差异,源于统计方法上的不同。
其中关键的是对独立关税区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如何计算的问题,美方的数字把对香港转口增加值笼统地算到了中国大陆的头上。
另外美国的对华出口是按离岸价格计算的,没有包括装卸、运输和保险费用,把数字缩小了,而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则是按到岸价格计算的,包括了上述费用,把数字算大了,此外,服务贸易未被列入统计也是一个问题。
抛开具体统计数字的分歧,中方并不否认有美方逆差而且数字在迅速扩大的事实。
应该说,弄清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源和性质,使中美贸易走上缓解矛盾的正常轨道,是一件比执迷于指责和争执更为重要的事情。
首先必须看到,中美贸易逆差不过是整个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派生物,而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应,多年积累的结果。
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应大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此后愈演愈烈,自1966年到2002年的37年中,35年有亏空,而且越来越大。
贸易逆差是为弥补需求缺口而发生的。
因此,它是美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不是双边贸易问题。
如果说,美国因为对华贸易逆差太大而停止从中国进口,其结果将不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而是增加从其它国家的进口,而继续保留逆差。
这样做的代价则是增加进口成本,加大美国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负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物美价廉,最有竞争力。
美国要真想消灭贸易逆差,必须努力使本国总供应与总需求达到基本平衡。
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私人储蓄和政府财政结余,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强化经营管理解决美国某些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做不到这些,就难以缩小逆差,更谈不上消灭逆差。
春秋中文社区其次要看到,就中美双边贸易而言,中国同美国之间互补多于竞争。
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同美国之间形成两种国际分工,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分工;另一个是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同劳动密集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种分工虽然使美方有逆差,但有利于美国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约束,实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有利于美国的消费者。
可见中美贸易是互补的、双赢的。
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许多大跨国公司包括美国跨国公司都看中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把中国当作加工基地而扩大对美国出口。
所以它又反映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的迅猛增长上,其数额从1989年的不足9%增至2001年的48%。
三资企业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中的比重增长特别迅速,从1996年的59%增至2000年的81%。
以电子元器件行业为例,其整体出口规模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增长了5倍,2000年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出口竟占到该行业出口额的91%;2000年跨国公司子公司出口的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占到该行业出口额的85%。
在移动电话方面,中国整体出口规模从1996年到2000年增长了6倍。
2000年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出口竟占到中国该行业出口的96%,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等公司是其中的主导力量,其对象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
第三,尽管中美贸易逆差从根本上说是美方的问题,在中国方面并不是没有通过改善进出口结构加以缓解矛盾的意愿。
美国时间11月12日,一直对中美贸易逆差耿耿于怀的美国人喜笑颜开。
当日,中国与美国分别在华盛顿和底特律签署了3个大宗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30架新一代波音飞机购买合同,价值共约17亿美元;中国正在研制的ARJ21民用客机选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的长期供货合同,总价值30亿美元;购买4500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名牌汽车合同和通用汽车向其在中国的组装厂提供汽车零部件合同,总价值13亿美元。
另外美国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宣布了与中国的合作计划。
刚刚访问中国返回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满面笑容,称这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大胜利”。
率贸易采购团前来华盛顿的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讲话指出,这表明中国有诚意尽力缩小对美贸易顺差。
但张宝国同时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国应当放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
春秋中文社区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表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小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按照美方的统计大约是6:1,按照中方的统计大约是3:1多一些。
这同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进口需求激增的现实是不相称的。
正如中国发改委副主任所指出的那样,对此,中美双方需要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出各自努力。
对美方说,关键是改变对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
因为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则是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美方的比较优势是产品技术含量高,如果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所谓与安全有关的高技术出口控制过紧,就使美国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这不符合美国公司的利益,也不利于美国的进出口平衡。
从中国方面说,必须做出努力使美国商界充分了解中国大量进口需求的信息,以提高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的兴趣和信心。
第四,在因逆差而引起的争论中,有一些噪音是应予澄清的。
比如说中国加入WTO后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贸易逆差,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中国奉行重商主义等等,这些说法显然都与事实不符。
真实的情况是,在履行世贸协议方面,中国正在按照承诺有序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关税税率已经从2001年初的15%降到平均%,其中制造品只有%。
在发展中国家中远低于巴西(27%),阿根廷(31%),印度(32%)和印尼(37%)等国。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已经表明现阶段维持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的道理。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力的增强,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势不可挡,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必将日益加强。
在此情况下如何调整汇率形成机制,如何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缓解升值压力也是需要解决的课题。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人力资本优势的体现,即劳动力素质高和成本低所带来的竞争力,汇率变化对逆差虽不无影响,但微乎其微。
反之在现阶段,汇率的动荡则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干扰,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
关于美国工人失业问题,就制造业而言,长期以来是受美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近期则主要是在经济衰退后,企业主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进行缩编的结果。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情况将会有所转变。
对中国奉行重商主义的批评也不恰当,贸易顺差不是中国进行贸易的目的,中国虽然对美国有较大的顺差,但同亚洲许多国家都是逆差,就顺差占GDP的比重说,平均不过2%左右。
就经济的开放度而言,2002年中国的进口已经占GDP的25%,是日本的3倍。
这是连美国学者也给予积极评价的。
最近中美贸易逆差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民币汇率的争端,显示出某些缓和的迹象。
例如,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说:布什政府反对国会某些议员主张把中国商品进口关税提高%的建议, 布什政府不赞成这个建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并没有违反美国有关禁止操控货币并以此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的法律。
在中国方面,一项积极的行动是,即将派出采购团赴美扩大对美国产品的采购。
与此同时为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前提下,为缓解升值压力,采取了降低出口退税率的措施。
并且同意与美方就纺织品出口问题建立协商机制。
这些行动说明,中美双方都有通过高层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
但是也必须看到,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并不会就此罢休。
此外,美国解决国内供求平衡问题并非易事,大量增加对中国出口也非一日之功。
可以预计,中美贸易逆差仍将是上升趋势。
因此贸易磨擦近期也不可能有太大的缓解。
美国企业要求政府实行对进口激增的安全保障条款,对中国企业搞反倾销,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发难等事端预期将会增加,中国企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加强对美国市场的了解,苦练内功,在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上下功夫。
避免单纯追求数量,采用低价取胜的做法。
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上,要熟悉中国加入WTO同各国的协议,在这些协议中本来并没有关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界定,只是要求在发生诉讼时界定个别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此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应诉,用事实说话,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决。
同时中国企业应当通过行业组织加强相互间的协调,防止相互间为争夺国外市场而进行恶性竞争。
维护知识产权是在贸易和投资中有关各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企业应当成为遵守WTO有关规则的模范,不给外国企业以侵权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至今成绩斐然,来之不易,并使美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很大好处。
对此双方无疑都应当倍加珍惜,使它再上一层楼,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收藏分享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的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国内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美国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其进口步伐。
同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
把原本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