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学的创新实践——《什么是文化史》读书报告【内容摘要】彼得·伯克所著的《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完整、系统的阐述了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本书明确地解释了文化史得以重新发现的原因、文化史是什么，解释了文化史家所做的哪些事情，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不仅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争论与冲突，还关注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传统。
在这个解释过程中，伯克运用了内部研究法和外部研究法两种互相对立但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取径，写出了文化史从其19世纪的起源开始发展至今的种种形式，术语、概念和目标的变化，与社会史、人类史以及文学研究的关联。
本文主要摘录了作者对文化史的观点，而概述了书中引用的大量资料，最后阐述了在阅读本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文化史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实践与表象建构主义（一）内容概述全书分为六章，下面将对本书内容进行逐章归纳概括。
第一章——《伟大的传统》第一节《经典文化史》。
1800年至1950年是文化史的“经典”时代。
此时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
书中例举了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两位当时最伟大的文化史家，归纳出一些共同点——他们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联系，根据不同的艺术类别与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这种联系，目标是描绘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它们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与体现。
这一时期，对文化史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很多事来自大学历史系以外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学向艺术史转化的过程，并创造了文化图式的观念。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少中欧人流亡国外，形成大散流。
流亡的大部分是犹太人，有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学者，这为文化传统的传播与改造提供了依据，对美国和英国等国文化史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史研究学家。
第二节《文化与社会》。
大散流发生之前，英美两国的学者们已经表现出了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兴趣。
同时中欧流亡学者的到来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英国的社会学家曼海姆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他使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知识社会学，另一个英国的艺术史家安托尔则把文化当作社会的表达甚或“反映”来加以研究。
这些可以看作文化的“接受”或文化碰撞的证据。
第三节《民众的发现》。
“大众文化”的观念同“文化史”一样，也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
到20世纪60年代，有一批职业历史学家，其中主要是英语使用者，转向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
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兴起的原因，就内部而言，史学家认为是对以往历史研究方法的缺陷做出的反应，特别是过去的文化史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而政治史和经济史也把文化排除在外。
而就外部而言，文化研究运动是对主张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要把重点放在传统的高雅文化上的批评做出的反应。
同时这也是理解这个充斥着商品、广告和影视的变化着的世界的需要。
第二章——《文化史的问题》第一节《经典著作的再评价》。
由于引起我们注意或能让我们记住的东西总是那些让我们个人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不少人批评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著作仅凭主观印象，甚至只依赖轶闻趣事，是“印象式的”。
因此提出了另一种解读方法，即“内容分析法”，具体步骤是从一个文本中计算出某一或某些主题词出现的频率，再分析某些主题与另一些主题之间的关联。
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尽量纠正主观性的偏差。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经典的文化研究方法缺乏经济基础或社会基础的联系，并且高估了文化的同质化而罔顾文化冲突，从而质疑一个时代的文化存在统一性的旧的假说。
但是他们本身也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即能否在把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对文化霸权的错误假设。
对这一问题已有两种回答：一是研究各种文化传统，二是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看作是“亚文化”，它们同时存在，但不完全独立。
第三节《伟大的驳论》。
表面上的创新会掩盖对传统的传承，反过来传统的外表迹象也会掩盖创新，这形成了传统的两个孪生驳论。
第四节《争论中的大众文化》。
把某个特定社会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开来可以取代文化同质性假设。
但是“大众文化”的概念有争议。
首先限定这一概念的范围存在困难，另外是否应该把精英阶层包含在大众文化之内。
最好的方法是在使用这两个形容词的同时又不要造成过分严格的二元对立，把它们两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
第五节《什么是文化？》。
早在1882年，文化史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之后它的范围不断延伸。
目前较权威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接受的其他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
”正是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学家在上一代人当中创造出了他们的自己的时代，亦即“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时代。
第三章——《历史人类学时期》第一节《文化的扩张》。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门学科对文化、文化史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明显，文化转向在不同学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含义。
文化帝国的扩张具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内在倾向，其中还包括对经济现象提供文化的解释。
第二节《历史人类学运动》。
6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和西欧，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关注不断增强，原因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人类学与他们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大大有益于历史学家所做的思考，并为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在转向对文学史、艺术史和科学史的研究。
第三节《微观之下》。
20世纪70年代微观历史学兴起。
微观史学是对只注重总趋势的社会学的反拨，是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失望而做出的反应。
微观史学最有意思的结果之一是重新开启了有关历史解释的争论。
第四节《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被西方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所忽略或有意掩盖的东西，因此历史实践学开始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个案研究。
这些研究采取了制度化的形式，提出了一整套跨学科的研究主题。
第四章——《新范式？》第一节《四位理论家》。
米哈伊尔·巴赫金、诺贝尔·埃里亚特、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理论家都鼓励文化史学家应当去关注表象和实践，对新文化史的实践者极其重要，而这恰恰也是新文化史的两个突出特点。
第二节《实践》。
“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体育史、语言史、旅游史、收藏史、科学史、阅读史等史学研究都朝着日常实践史的方向转变。
第三节《表象》。
“表象”在新文化史里被当作核心概念，它认为图像和文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模仿。
第四节《物质文化》。
文化史学家在传统上一直比较注重思想，而将物质研究领域让给了经济史学家，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文化史学家转向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如宗教学家、文学史家、饮食史家、居住史家、科学家等。
第五节《身体史》。
身体史在今天正历经繁荣，文化史学家们开始关注不同种族、种类、性别、职业的人的身体。
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在上一代历史学家当中发生了集体性的转变或转向，这些转变可以看作是着重点的转移，而不是全新事物的出现，因此它是对传统的改造而不是一场革命。
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
第五章——《从表象到建构》。
“表象”认为图像和文本就是对现实的反映或摹仿。
这个含义使许多新文化史学者感到不悦。
因此，将“表象”视为现实（包括知识的、领土的、社会阶层的、疾病的、时间的、认同的各种现实）的“建构”或“生产”来加以思考和讨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20世纪80年代在部分科学家身上发生了兴趣“移位”，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脱离“坚实”内涵的社会史，亦即那种对社会阶层这样一些社会结构进行研究的社会史。
同时，“文化的社会史”这一概念却反映出了哲学以及从社会学到科学史的其他学科中的“建构主义”运动对新文化史产生的影响。
这场转变被称为“从社会文化史向文化社会史”的转变。
建构主义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简单看作同质体，并且与外部世界清楚划分开来。
虽然这种反应值得称赞，但还是存在三个突出问题：谁在进行建构？在什么范围内建构？从何处建构开始？第一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同样，个人和集体发明的相对重要性问题，通过创造性接受来实现集体创造性的途径问题，都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第二个问题涉及建构过程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限制，并非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想象的。
文化构建的观点固然是针对经济和社会决定论而做出的一类有益的反应，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必须防止矫枉过正。
历史学家需要探究文化可塑性的限度，而这种局限时常被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或文化传统所决定。
第三个问题涉及文化构建所依据的材料。
将文化构建看作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错误的。
传统上所说的传统的继承更多地是指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可能的传承者无论怎样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将文化传递给新一代的过程必然是重建的过程。
这一过程所受到的推动力有部分来自于让旧观念去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这样一方面试图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而寻找普遍答案，另一方面却存在当时条件下的必然性或逻辑性，这两者构成了冲突。
这导致了文化的多极状态，缔造者传递的信息往往比较模糊。
第六章——《超越文化转向？》文化史不断进行着创新，20世纪80年代末“新文化史”这一术语被发明出来。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开始渐入颓废。
这一章作者讨论了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布克哈特的回归”。
文化史可能会重新对高雅文化给予重视。
假如高雅文化复兴，大众文化未必会衰落，这两类文化史可能并存。
高雅文化的框架可能重构，甚至出现散化。
二，文化史将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其中包括以前被忽视的领域——政治、暴力与情感。
三，由于人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沦入“文化”之手，因此可能会引起人们反对用构建主义方法对社会和文化所做的那种归纳，这被称为“社会史的报复”。
（二）作者观点提炼首先，作者并没有主张、也并不相信文化史是历史学的最佳方式。
作者认为它只不过是集体性的历史学研究事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其次，作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像它的临近领域，诸如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样，对于人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第三，作者认为，文化史近来成了一种时尚，但是这种时尚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或迟或早将会出现反“文化”的反应。
那时，史学家们必须尽自己的能力去确保最近以来获得的历史观察力不至于丢失，即要保证文化转向所获得的成果。
第四，作者认为，历史学家们，尤其是经验主义历史学家或“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过去常常缺乏想象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符号学缺乏足够的敏感，还有人把历史档案看作是一眼就可看穿的东西，不再费心去关注其中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