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一有关制度的基本概念（一）制度的含义1．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a. 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

（，1994：第57页）b. 诺斯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

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1990:第3-4页)“当共同的规则集合施加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其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不一样，虽然规则相同，但是，实施机制、实施方式、行为规则以及行为者的主观模式都不一样。

于是，真正的激励结构和被认知的政策后果也就不同。

因此，同一的相对价格的基本变动或者施加同一的规则将对制度安排各异的社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

”（，1991：第33页）赫尔维茨的定义侧重于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

他认为，制度是“可执行的”，唯有对人类行动的一组人为的和可实施的限定才构成一项制度。

c. 博弈均衡观（，1981）2．奥斯特罗姆的制度观“制度”（）可以界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它通常用来决定谁有资格在某个领域制定决策，应该允许或限制何种行动，应该使用何种综合规则，遵循何种程序，必须提供或不提供何种信息，以及如何根据个人的行动给予回报（E. ，1986）。

3．诺思的制度观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都是由人构建的，并且这种结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有序社会里，具有人为的功能。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 道格拉斯.诺思对制度的理解《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美]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著 [法] 克劳德.梅纳尔编刘刚冯健等译杨瑞龙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15)4．青木昌彦从理解制度安排多样性和制度变迁过程的目的出发，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的结果，即一种均衡状态。

制度作为一种均衡现象，只要别人不忽略它，任何人都不敢不正视它的存在，从而对人们的策略选择构成影响。

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决策共同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关于它的概要表征。

这样，制度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p.13）一个制度是规制性的，因为它限制了个体参与人的选择；它是规范性的，因为通过共有信念限定了所有参与人的行为选择；它是认知性的，因为它是共有信念的建构。

一种制度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的社会长期经验的产物”（,1990）(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美]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著[法] 克劳德.梅纳尔编刘刚冯健等译杨瑞龙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24)青木昌彦认为制度包含的主要要素有三个：共有信念、均衡的概要表征和博弈的内生规则。

在《比较制度分析中》，青木本着理解制度安排的多样性以及制度变迁过程的目的，从上述三个方面定义制度：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 ( )]，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之一起着协调参与人信念的作用。

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的意会理解之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之中。

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为制度。

5．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认为，政治制度是“相互联系的规则和常规的集合，它们决定着与角色和处境相适应的适当行动。

其过程包括确定是在何种处境、正在完成何种角色及该角色在这一处境中有何义务”。

政治制度最终会给某些行为规则以合法性，相对于效用最大化思想，这些规则与权力关系及社会和文化规范的确立更加密切相关。

（参见 ,P. . : . .1984.78.734-749）6 规则林毅夫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定义制度：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

制度可以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

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

用最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

诺斯从过程的角度定义制度，制度是“约束个人行为的一套规则和管制规定，一套检查个人行为是否偏离了这些管制和规则的程序，一套说明如何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则和管制规定的伦理规范。

”17 制度有自我实施的能力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和史漫飞则从制度具有对人的行为的惩罚功能和规范影响方面来定义制度：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

它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

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

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

带有惩罚的规则创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将人类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

如果各种相关的规则是彼此协调的，它们就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这样他们就能很好地利用劳动分工的优越性和人类的创造性。

柯武刚等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博弈均衡，“博弈规则上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

”——综合：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但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之行动的结果（博弈的结果）。

制度并非是一种博弈均衡，它始终处于动态的非均衡状态。

（二）制度的结构1 三个层次制度从可以分为规范性行为准则( )、宪法秩序( )和制度安排( )三个层次。

规范性行为准则包括道德、习俗，诺斯还把制度进一步推广到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从文化层面约束人们的行为。

宪法秩序指的是关于各种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它以宪法为核心，是制定社会各个领域相1中译文载埃·G·菲吕博顿等编：《新制度经济学》，第204页应行为规则的根据。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2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等。

从形式上看，宪法秩序处于最高的地位，制度安排是按宪法原则来制订的，实际上宪法秩序体现的是道德、习俗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原则，所以规范性行为准则处于制度的最高层次。

从稳定性的角度看，制度安排相对于其他两种制度层次，是现实中最经常出现的，种类最多的，变动最频繁的一种制度。

在广义上运用“制度”这一术语，其内涵还可以归纳为：1、有形组织（从企业到技术社团、工会、大学，直至国家机构）；2、集体共享的行为方式（从惯例到社会习惯、道德准则）；以及3、消极标准和约束（从道德规定到正式法律）。

2 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的制度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另一种分类。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

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

3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 )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规范、习俗和意识形态等，它们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非正式约束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正式约束（ )主要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它们或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是由当事的有关各方共同制定的。

制度结构“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2（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377页。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371-418）3 特定制度的结构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

从横向对制度进行分类——举例1.2治水制度的简要分类为了更好地了解制度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系，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分类原则，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治理、保护有关的法规、规章、政策作如下分类(见图1)。

制度结构具有整体性,一定社会中制度结构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制度的整体性；每一个具体制度都是存在于特定制度结构之中,并在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中实现其功能。

（三）制度的功能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行社会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通过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市场不完全造成的不确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功能也进行了扩展，除了提高效率之外，制度的功能还包括提供秩序、调动个人的发展积极性,等等。

1积极的功能鼓励合作，鼓励创新，降低不确定性）知识的不足可以用恰当的制度来缓解降低交易成本2 消极的功能惩罚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四）制度的质量1．制度质量质量是与数量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具体而言，制度质量是衡量制度绩效的一个指标，制度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制度绩效的优劣。

所谓制度质量是指那些决定制度绩效基本因素的重要特征。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有时激烈，甚至不可调和。

制度主义的核心判断，即制度在协调个人行动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度是导引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的“软件”。

好的制度，拥有好的制度质量，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帮助人们避免或缓和冲突，增进知识和劳动的分工，并因此而促进着繁荣。

不同的制度发育水平导致不同的制度质量，经济繁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最终将取决于培育恰当的制度。

2制度质量评价方法和（1996）在和（1995）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制度质量指数（）。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

和认为，一国制度质量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一国政府的治理（）水平上，因此，他们基于对这样四个与政府治理有关的方面的测度来说明制度质量的：①官僚机构的质量（）,指政府行政服务的水平与效率以及行政人员的培训与招募方式；②法律规则（），指是否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强有力的法律体系以及政治权力的平稳交替；③侵占的风险（），指政府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私人财产被没收和国有化的风险；④政府当局对合同或债务的拒绝承认（），指政府的公信度。

而和把这些指数综合转换成为一个1 至10 的系数，数值越高代表的制度质量越好。

这样，就可以非常直观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而且有利于进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

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质量分析工具是世界银行的学者 , 和在1999 年提出的,与等人不谋而合的是，这些学者也把制度质量理解为政府的治理水平，他们干脆把自己提出的指标命名为总治理指数（），用以度量一个社会的制度质量。

他们意识到，要用总治理指数来度量制度质量，必须假定不可观测的制度变量与可观测的治理变量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这样，就把不可观测的制度变量变成了可观测的治理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