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讯逼供严重损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在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刑讯逼供的案例仍然时有发生，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极大降低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执法机关的威信。
刑讯逼供是因为传统证据制度下口供至上所致；侦查人员技术低下，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不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权。
针对这些原因，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完善诉讼程序，加强对政法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素质教育，提高国家日常监控水平。
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刑讯逼供证据素质沉默权刑讯逼供现象是个古老又新颖的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中国或者国外，刑讯逼供都曾是重要的刑侦审讯手段和工具。
在进入到近现代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加强，刑讯逼供被要求退出司法舞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刑法》第247条都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刑讯逼供现象禁而不绝，像一个幽灵飘荡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近年来，随着政务公开的深入，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加强，这类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批露。
刑讯逼供既对犯罪嫌疑人和其家属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也对社会公众和司法公正、司法权威进行践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在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刑讯逼供的案例仍然时有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刘斌教授一直在注意收集和研究中国的冤假错案，他主编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冤假错案》一书中的众多案例，以及近年来爆光的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河南胥敬祥“抢劫、盗窃”案、河南郝金安“抢劫杀人”案、河北徐计彬“强奸”案、浙江张辉、张高平“强奸致死案”、甘肃李天荣“诈骗”案、山东陈世江“故意杀人”1等等，都可见刑讯逼供的影子，致使众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给法制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极大降低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执法机关的威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刑讯逼供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及隐蔽化，使受害人在遭受刑讯逼供后，很难取证，难以通过法律渠道有效维权。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的危害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刑讯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错案、积案、疑案。
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虚假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
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犯罪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
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1吴丽榕：《近年来全国已发现冤假错案42件》，人民论坛网河南频道，2013-06-25。
因。
钱钟书先生在谴责刑讯逼供时曾引用古罗马人巧妙的说法：“严刑之下，能忍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
2刑讯逼供容易造成积案、疑案。
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
使有些证据因为时间久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
即使勉强得到一些口供，也会因为案件其他证据不足而口供时而不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造成解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二）刑讯逼供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刑讯逼供严重损害程序公正。
现代意义的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结果实现，更要通过诉讼程序本身实现，刑讯逼供是以违法治违法，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但由于破坏了刑事程序的公正性与民主性，社会民众也对司法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
司法人员知法犯法，滥用司法权，直接有损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其危害性是潜在的，也是很严重的。
（三）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
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受到刑讯的嫌疑人有的根本是无辜的，刑讯逼供使其身心遭受到重创，甚至断送了一个人的生命或一生幸福；另一类受到刑讯的犯罪嫌疑人虽最后被证实有罪，但他应当承担的也仅仅是审判机关决定的与其罪行相识应的刑罚。
超越法律规定的法外施刑，无疑是侵害了嫌疑人的人权。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刑事诉讼法也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
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三、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刑讯逼供就像一种“顽疾”，自封建社会产生、蔓延以来，给司法制度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后果。
综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贺卫方，《超越比例牛斯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一）刑讯逼供是我国传统证据制度的产物中国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则在周代已有规定，刑讯成为合理的审案手段。
到了秦朝刑讯已相当盛行，并已从法律上确立了刑讯逼供，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封诊式·治狱》中规定：“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
”3。
汉承秦制，对刑讯有了更为明确具体的限制性规定。
如关于刑具规格、适用情况等。
唐代将刑讯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对受刑人等级、受刑时机、受刑部位、拷囚次数和拷囚工具等都形成制度化规定。
宋明清时期，刑讯逼供进一步发展。
即使在建国后，虽然我国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但由于长期以来革命斗争生活中“左”的思想的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刑事诉讼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对敌人应该“无情打击”，而刑讯逼供当然就成为用来表明阶级立场、表达对“敌人的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最好方式。
因此，中国历史上三次“左倾”思想严重泛滥的时候，也是刑讯泛滥的三次高峰4。
其遗毒一直流传至今。
（二）刑讯逼供法律制度建设的不健全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
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一规定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
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无罪推定原则不明确。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其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既然是无罪的，侦察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的论3卞建林《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陈永梅，赵涛.刑讯逼供理性批判与制度改革[J].政法学刊.2004(3)：59-61。
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之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公民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如果犯罪不是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
”5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度在许多方面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可是却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致使被烂用刑讯逼供。
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涉及了非法证据的取得问题，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导致了立法上严禁刑讯逼供，而司法上却屡禁不止的局面。
”6（三）法律监督制度缺失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还不健全，侦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在此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刑讯很难得到证据证明，这在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
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其监督仍存在着监督不充分，消极监督，被动监督的现象，从而无法有效的限制侦查权利，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监督更是无能为力。
其他掌握监督权的机关或部门也存在着不行使或怠于行使监督权的现象，对刑讯逼供责任人放任姑息，纵容，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的风气。
（四）责任追究制度和制裁机制缺失我国尚没有建立其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制裁机制。
尽管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而且致人伤残、死亡的分别按伤害罪、杀人罪定罪处罚，但在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被以该条追究刑事责任的个案少之又少。
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降低侦查成本，从重从快打击犯罪，5 [意]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6陈光中主编《沉默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20页。
在办案程序上往往对刑讯逼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变相开绿灯。
即使个别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却仍然能保留公职身份等等。
正是这种机制上的缺陷，助长了刑讯逼供发生的可能性。
（五）侦查设备、技术水平低下，缺乏职业道德责任在实践中，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秘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技术装备、人员素质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无法获得破案所必需的证据。
迫于上级督办、社会舆论、内部办案业绩考评等压力，“刑讯逼供”破案就成为一条捷径。
同时也不能排除有极少数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低下，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为了私利，如个人报复、取得非法所得，往往需要制造假案、冤案，刑讯逼供是其重要的手段。
另根据吴丹红教授的研究，警察角色的正义性、警察在审讯过程中要把握主动性和有力地位的情境，以及社会对黑恶势力的仇视和对警察的信任与容忍等，也是刑讯逼供现象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7四、刑讯逼供的应对措施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因素，刑讯逼供所侵犯的已经不只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国家法制建设的根基。
在人类走向高度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破坏司法公正，侵犯人权，进而影响依法治国的严重障碍，到了非消除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刑事诉讼如何才能既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使其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又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使受害者及时得到合理的司法救济，使犯罪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呢？以下几项对策，以期使刑讯逼供现象得到有遏制（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首先完善证据规则，排除刑讯逼供得来的非法证据。
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第54-58条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规定，而且这些规定直接吸收了《排除非7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互联网文章。
法证据规定》的主要内容。
在针对刑讯逼供问题推出的组合拳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因为取证手段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宪法性权利，所以，侦查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即刑讯所得供述必须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