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基础弱势群体又称弱势社群或弱势族群，指的是社会上生活困难的弱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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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势群体的涵义与对弱势群体实施保护的法理基础(一)弱势群体的涵义社会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的。
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力概括起来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事实性因素，如人的智力、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出身等等。
另一是制度性的因素，人的理性制度设计能够形成许多有价值的事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即为通过法律确认的法律权利，因为权利往往是决定人的经济地位、机会等现实利益的根源所在。
这两种决定性的因素被概括为“社会性资源”.人类所能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对资源的竞争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常态。
对资源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的占有的差异，必然导致利益上的冲突。
社会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深层的利益冲突。
资源占有上的差距，往往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因此需要法律进行调整。
(二)对弱势群体实施保护的法理基础1.利益调整是法理依据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里，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资源的分配往往是在竞争中进行的。
在各方都争取资源，都主张利益的情况下，社会强势群体能凭借其自身的力量占有较多的份额，保障其利益的实现。
而社会弱势群体通常处于劣势地位，占有相对较少的份额，其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对资源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占有的差异，必然导致利益上的冲突，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深层的利益冲突。
然而，法律并非完全是竞争关系的反应，恰恰相反，法律是弱者重要而有力的保护性措施。
资源占有上的差距，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因此需要法律进行调整。
根据立法原则，法律应当适当地特别保护弱者。
因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他们已经是弱者了，如果法律再不加以适当保护，他们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
如此下去，社会的天平就永远倾向一边，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也就难以形成。
在法律保护所有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单独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其实是以一种矫枉过正的特殊形式对弱势群体的利益适当予以补偿和照顾，以达到起点平等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
2.普遍人权是保护的价值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今，人权已不再是一个单程的人的权利问题，而是一个贯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根本性问题。
经济的发展在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明建设在于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制度文明建设则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促进着社会的进步。
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可见，人权不仅是一个来自人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解决人本身的问题。
正如夏勇先生所言：“人的权利的最终基础是人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人性的力量，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力量。
”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相对于政府的公民个体，相对于健康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盲聋哑、痴呆傻、肢体残疾和精神病患者，还是相对于商品经营者的消费者，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农民、相对于在岗的下岗工人，相对于男性的妇女，他们不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享有与生俱来的普遍人权的主体，而且是应倍受人权阳光惠及的主体。
因为“人权是所有人无条件地及不可更换的平等拥有的基本而重要的道德权利。
”3.法律权利是保护的有效方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以人权理念为价值指引，通过法律权利将人权的应然性理想落实为法律上实然性的存在。
因而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法律权利这样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
在我国，弱势群体享有的法律权利，大量散见于各部门立法中。
例如《民法通则》关于遗产继承中对胎儿应继份额的保留，《民事诉讼法》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当事人财产的裁定先予执行制度，《劳动法》劳动合同中劳保条款的硬性规定，《合同法》格式合同中不利于弱者的免责条款的严格限制及在合同解释存在两种以上可能时选择有利于弱者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定，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规定。
现行法律赋予弱势群体的各种法律权利，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基于现阶段弱势群体的比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的现实，上述法律规定难以对弱势群体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因此，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弱势群体法律保护体系是当务之急。
应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原则明确规定在国家的宪法之中;其次，应制定一部专门的《弱势群体保护法》作为基本法，确切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规定适用于所有弱势群体的一般原则和制度，明确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违法剥夺或限制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责任，再次，进一步完善针对不同弱势群体进行的特别立法，全面实现人权保护的普遍性和法律权利的明确性。
这是现代法治人权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平等”前提下实现“实质平等”的内在要求。
二、我国行政执法中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暴露出的问题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目前处于形式平等的阶段，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的明显不足。
在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中，在注重形式平等的同时，应加强实质平等的保护。
(一)案例1.案例1例如媒体接连曝光一些地方城管暴力执法问题，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城管行政执法人员的形象也落入了谷底。
湖北天门市城管队50多人与湾坝村村民为填埋垃圾之事打人斗殴事件。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湾坝村六组和七组村民，对城区的垃圾处理协议至2007年11月到期后，因周边环境恶化，受害严重。
天气炎热，垃圾堆附近臭气熏天，村民家里的蚊子、嶂螂、苍蝇特多，最起码的清洁卫生也得不到保障，村民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于是村里决定不让环卫部门再在此处填埋垃圾。
在阻止垃圾车进村过程中，城管队开来了3辆汽车，下来了20多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执法队员来到现场，20分钟后，城管部门又开来3辆车，30余名穿着制服的城管队员来到现场，他们头戴钢盔，身着防护背心，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领导发话：“不让进(垃圾填埋场)就打”.于是城管队员将拦路的妇女扯开，男村民见状，上前为该妇女讨说法，结果村民被打，其中李水华等数人被打伤。
此时，天门市水利局属下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开车正好经过这里，他看到城管队又在暴力执法，殴打村民，很是愤慨，停车掏出手机将此情景拍摄。
魏文华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正义之举丢掉41岁的生命，城管人员转向魏文华围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其中一名城管竟然喊道：“干脆打死他算了。
”大约5分钟后，魏文华被打倒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城管执法队员又是一阵猛打后，就开着车扬长而去。
湖北天门市城管“打死人事件”,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响和愤怒，现在正有公安、纪检、监察和检察等部门加入调查，正如天门市委书记说：“城管队员打死人，真是天理不容，必须严惩不贷!”城管的粗暴执法给农民的权益造成了巨大的侵害，对其若不及时的予以规制，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无疑会造成不良影响。
城管执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类问题还有不少，因此，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是执法效能的一个重要要求。
2.案例2王斌余从2003年8月起一直随河南包工头陈某干活。
2005年4月，跟着陈某打工近两年的王斌余感觉心力交瘁，加上父亲帮村民盖房时被木头压断了腿，急需用钱动手术，于是他“提出不干了”,但“吴某一直拖着不给结算工钱”,使王斌余“敢怒不敢言”.由于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王斌余只想带着弟弟早日回家。
为讨还工钱，他带弟弟先后找过当地劳动部门和法院。
劳动部门虽答应帮助解决，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法院则以劳动争议须经仲裁为由“不予受理”.在最后一次讨要工钱时，兄弟俩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无端受到打骂，激愤之下，这位懦弱的农民工持水果刀连杀4人，重伤1人，酿成一幕本不应该发生的人间悲剧。
王斌余在杀人后，主动投案自首。
该案不久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有人将王斌余比作“鲁提辖”式的英雄，还有很多人在网上发动签名，希望留下王斌余一命。
从此案发生的背景和过程看，政府部门和司法体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律规定也有欠缺。
国外的通例是，法官和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裁判，而我国规定劳动争议非经行政仲裁司法机关不得受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有违法的精神的。
“”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解决纠纷正是法律非理性的重要表现。
论文格式农民工王斌余只有27岁，因为生活困难，却“不愿再活”了，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他的临终遗言是：“看守所比工地好。
活着也没啥意思。
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面对这些，我们能说什么呢?如果弱势群体在屈辱中生存，生不如死，何以构建和谐社会?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学者们提出，王斌余案实际反映的是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和司法保障机制，以确保公平正义，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以上案例充分说明执法不公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权利”弱势化“加重，另一方面，监控和监督难以到位，执法与执行难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现行法律和规章的保障与惩戒显得苍白无力，使得执法者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情况十分普遍，从而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我国迄今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
其一，在立法上，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不明确。
不论是《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还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所承担的角色，并且所要实施法律援助的各方条件都不明确。
其二，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出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而我国是有律师协会和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国家在这过程中对于经费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