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导语：我们这里的“复仇”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文章（《复仇》），二是指我们的话题——终极发挥——是复仇的。

因为我们愿意从鲁迅的《复仇》中读出“复仇的终极发挥”。

我们将捋一捋鲁迅写作该文时的心理反应和身外环境，主要依据是他老先生前后的言论和一些显然的事实；接着将尽量不带感情地引述一些时人的感受；其中，加以可能被认作狂妄的评点，把“复仇”推向极致——一个哲学的归宿。

像大多数鲁迅的散文诗一样，《复仇》的篇幅不大（内涵可能是无穷的），该文的出笼，当然应该自1881年9月25日始。

其实这本不值得一说。

真要说的话，鲁迅之生，以及生之生，倒可以推演整个人类的本初了。

也不见得。

我们关注的是他的经历，以及对于经历的思维感触。

很明显的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使幼年的鲁迅“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这一点很关键，许多人都指出了。

大凡思想家，总要游离于人世的，生活的变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激扬心志，驰骋文字。

我们当然愿意寻找与“复仇”主题相关的瞬间，也就摸着了《摩罗诗力说》的情感心弦。

“如斗剑之士，转辗于众目前，使抱战栗和愉快而观其鏖扑。

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浪漫主义引发了欧洲大革命，旗帜之一是“个性主义”。

也许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挂不上钩，许多人也争吵不息。

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她。

中国需要主义，即使是极端的。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得多了，不仅失望，而且麻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浪漫派人士们也多是这样）。

于是去钞古碑，于是去看星星（《呐喊自序》）。

新文化运动的肇端大概是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吧？甚或更早。

1917年起了一个小波澜，1919年时才起了几个大波澜。

风火了好一阵子(据说倒是可以挖掘历史意义的)。

鲁迅一开始就没抱多少信心，但毕竟有希望。

“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

我们也可以猜想，鲁迅有过惊喜，这是肯定的。

他能够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气息，也感觉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

但鲁迅还不至于没有回忆的能力。

回忆是令人心酸的。

会不会是“辛亥革命现象”呢？鲁迅心中有疑虑，疑虑往往使人有活下去的信念，活下去是需要运动的。

《呐喊》就是疑虑烟雾中的运动。

彷徨不幸而至，这是可以预见的。

新文化阵营马上就分裂了。

原因很多，错综复杂。

人在柔弱的时候，容易结合（可能暗地里还有互啮）；得势了以后，思想就会出错。

鲁迅并没有得势，或者说不想得到势，思想也没有出错。

应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对新文化不满意。

这是理想道路的分裂。

他试图扭转，按照自己的标准。

许多人都在依着自己的标准扭转着。

这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分裂中新生。

鲁迅的思想分裂了。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分裂的，也正在分裂着。

从一种不着边际的视角上看，精神院的长期顾客们才不至于精神分裂，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或间歇性没有思想——针对间歇性精神病人来说。

有思想就存在着精神分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分裂是正常的变态。

鲁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更变态。

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权且把我们当作“辞可达意主义者”吧）。

正像公认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杂文是“奋斗的”、“激昂的”、“充实的”、“积极的”；而其散文（诗）则是“黑暗的”、“虚无的”、“堕落的”、“沮丧的”；日记倒是琐碎的，显示着为人的无奈；书信则更情感化，细腻的不得了。

多面的人生大概才是典型的人生吧。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鲁迅的家庭生活。

兄弟失和彻底破碎了鲁迅对传统和谐美执著的最后一块阵地；孝敬母亲却是无争的，虽然有时也有无奈；与朱安女士的法律关系还得维系；宋景先生激昂着鲁迅的现代性追求。

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生计所迫，女师大学潮，诸如此类，共同形成了鲁迅写作《复仇》的背景及环境。

现在，我们大体上描绘了一个时期以来鲁迅的生境图画。

我们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生的影响。

生活是需要理由的，说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下有许多人要踏倒鲁迅，孰不料正是鲁迅的存在才给与他们说话的理由，乃至于作为过程的生活。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别人给我们以说话权利呢？这应当是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事。

鲁迅自己说《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可见他对这个集子的喜爱。

“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也就含糊了” （《〈野草〉英文译本序》）。

这句话又暗示我们，对于《复仇》，大可以含糊的去理解。

这就是朦胧，就是象征。

大凡象征主义者是喜爱含糊的，越含糊越好，以至于成为颇不讨人爱的神秘主义者。

这也是研究象征派“家”们所关注的。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翻译了日本学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这里有一条学术渊源线索，即弗洛伊德的原欲观念祟入鲁迅的头脑中（很显然是扭曲的），至于说“象征”精神，中国古来有之，最大的获益也就是见识了另一种方式而已。

“血”的意象的塑造应当是最成功的。

其具有象征意味最为不争。

万圣的爱和凶暴的杀戮都汇集于血。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

它奔流，它沸腾。

它汩汩作响，怂恿着人性的骚动。

这是毋庸讳言的。

人类赞美血及相关的火、光和红色，就因为这些喻体至少代表了生的力量和希望。

我们要看到，在冠冕堂皇的盛装下面是炼狱般的原欲——这个据说为弗洛伊德所俘获的撒旦。

鲁迅大概不甘这样地生，“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

当“杀戮”被发现的时候，却也是这样的酣畅流离。

人类运命的第二个“生”被发现了。

我们同样要看到，在獠牙青面的画皮里面，也竟然蒙着一个出水芙蓉的爱——这个上帝心尖的肌跳。

血的意象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以皮肤为界分隔着拥抱和杀戮。

善和恶在这里降生，却是难产之后的阵痛。

鲁迅思考善恶美丑很久了，并似乎已经有了明朗的认识。

但时不时要孤立自己，体味孤寂的悲哀。

也许他根本就是无意识。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这段话给后人许多启示。

显然，这是鲁迅有意识时说的话。

“凡是人，只要他血管里流着热血，就都有他的爱憎。

有所爱的都希求偎依、拥抱、接吻，有所憎的甚至会发生杀戮。

……但是，也有一种人是专门冷漠地赏鉴别人的相爱或相杀的。

正是为了惊醒这些无聊的看客，鲁迅描写了一对男女，持刀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并不拥抱，更不杀戮……让看客被自己的麻木无聊所杀戮。

这种‘复仇’，显然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旁观者既不能因此而觉悟，复仇者也给自己招致了不必要的麻烦。

”显然，吴小美的这段论述出自于现实关怀的立场，并不为过。

从实际状况考虑（包括已解释出来的鲁迅创作的本意），这是完全站的注脚的。

但同时也许是“象征主义的尴尬”（可参见T•E•休姆著名的论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了孤独者；但这孤独者这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

”李欧梵提出“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看法，试图与鲁迅靠近。

应当说，这是成功的，至少在民主层面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当然也是现实关怀的，——一种破坏“诗的张力” 的因素（可参看著名的艾伦•退特的论文《论诗的张力》）一个时期以来，“模糊的东西” 不被人们所认好，往往也被人们归咎为神秘主义的特质。

比较清楚的是，许多人搞“清晰的东西”，即求真心态作祟的贴近当事人、为善心理运作的心仪受难者，搞得多了，不免圆滑；见得多了，也不免滑稽，于是才萌生了“模糊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模糊的东西”理解作一种终极的发挥，就像梦魇时的沉酣，又如仰望夜空时的心旷神怡。

我们也只能以类比的方法隐喻之。

可以肯定的是（当然我们也愿意这样）,就是“模糊的东西”是人们心理的追求之一，汲汲于实的心灵需要终极发挥带来的松弛。

这也是我们可以用来骗人的理由之一。

（四）在准备投入火热的生活之前，我们有义务作一番已然的交代。

“有”与“无”的相依相伴为历史的最终基底，“实”与“虚”的天衣无缝演绎人性的满足与虚根，祈祷和享受缘于宗教性质的原罪，阴阳结合始为和谐的无极，天地匹配方为自然的亘久，坚白互融却为理性的深渊。

请大家不要为生活的玄虚所迷茫，美妙的纱幔可能已经打开。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野草题辞》）在这里，我们不想贴近鲁迅，而权把他当作人类的代言人。

从“为了什么而死”到“不为什么而生至死”，应当是人类生活的典型范式。

即使有不少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其血液流动的沟渠里必然是幽灵的穿梭。

历史的理由在于身份认同的终极追求，背后是平静的生活，不管是做作者，还是鉴赏者，乃至于杀戮者。

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可能具有民族性。

令人难堪的是，往往说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东西。

总之是一种感觉。

这才想到血的流淌，聆听着血流的潺潺。

感觉转移了，反而有了“饥饿”的意念，于是才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填补。

这样思想脉络的人可能不多，鲁迅却是超绝的一个。

感觉的外化当然是清晰的，无怪乎人们想到“孤独者”对“庸众”的“复仇”。

这本不是什么失误，却不免缺乏了物质的内敛。

我们把“孤独者”内敛为喜怒无常的无边昊天，把“庸众”内敛为固若金汤的冷铁壁墙，“复仇”则是流淌的血了。

在皮下的时候警醒了上帝的原罪，在皮上的时候喷薄为撒旦的印象画。

在终极的“无地”，却发挥为“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鲁迅的《复仇（其二）》作于1924年的年底，因为五四的退潮和兄弟的反目，他那时的心境颇为落寞，这样落寞的心境与《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共鸣，就形成了这篇短文悲愤阴冷的色调。

这篇短文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描写，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兵丁们的钉杀、路人的辱骂、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和被同钉的两个强盗的讥诮，构成了四周无尽的敌意，而耶稣则是在这无尽的敌意中，也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被钉杀的悲哀和就要被钉杀的欢喜。

耶稣自以为是神之子，要拯救以色列，然而却受到以色列人的钉杀，这是他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要拯救以色列而被以色列人钉杀，他于是对他们的现在怀着仇恨，然而能以自己的被钉杀来反证他们的血腥，却也体味到一种反抗的欢喜。

所以他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以自己绝对的反抗企图唤醒他们，从而体认到自己对他们的将来所怀着的悲悯，然而钉杀在继续，敌意与蔑视也不断地增加，他终于在碎骨的大痛楚中，在遍地的黑暗中，喊出“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的绝望，在这样的痛苦的喊声中，他由神之子而变成了人之子，肉体毁灭所带来的痛楚超过了精神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