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卷第4期2007年12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 17No 14Dec.2007 文章编号:1673-0453(2007)04-0001-04试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张学玲,孙　云(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江苏镇江212003)摘　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危机、传统华夷民族思想的衰落;外因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进化论的传播。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按照西方民族主义的概念,在19世纪以前中国并无民族主义的思想。

但是,中国在上古时代就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作为国家主体的华夏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观念,即“华夷之辨”的思想。

这是华夏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我体认的结果。

这种民族思想非常强烈,贯穿于从先秦到清末的历史。

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因而造成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1]2148,“华夏”并称是伟大文明之意。

而夷狄居“天地之偏鄙”,没有达到华夏民族的教化与文明。

所以,“内诸夏而外夷狄”[1]2249、“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190的传统民族思想占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

其实这种以华夏———汉族为主体———区分民族的标准并不是血统和种族,而是文化的异同。

因此,这种民族观念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上。

美国著名学者列文森称其为“文化主义”,费正清将其称为“华夏中心主义”。

在这种文化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无民族、无国家的观念,“家天下”被视为正常的国家制度,国家的理论即君权神授,君主的合法性是上天赐予的,任何人不得违抗。

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中国文明的优越,自认为是处于天下的中心,对其他小邦一概以藩属视之,形成了“朝贡体制”。

各小国如朝鲜、日本、越南等每年都要向中国进贡,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们之间的“宗藩关系”,以求得中国的庇护。

所以,对中国来说,国家根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主权、疆域、人口等概念。

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直到鸦片战争前这种观念仍根深蒂固。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炮火摧毁了清王朝的迷梦,原本以为英国、美国人也只是类似历史上多次入侵中原的夷狄,采用“剿”与“抚”的传统手段就可以治之。

可实际结果却是,英美非但没有向化于天朝的迹象,反而有让天朝屈服的势头。

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了解西方的必要。

他们广泛收集西方的资料,以开阔国人的视野。

如《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康蝤纪行》等书的出版发行,从地理学上突破了“华夏中心论”的完整体系。

另外,一些士人还开始走上了学习和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

尽管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儒家文化在心态上仍占主流,“师夷”的目的只是“制夷”,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并未产生。

19世纪60年代,以开明派官僚为首发起了洋务运动。

在这30年中,由于“采西学”、“制洋器”,与西方广泛接触,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得以产生。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强,它包含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存、抵抗外侮的思想;保护民族经济主张的提出,“与西人争利”;要求平等和尊重国家主权意识的出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再以夷狄视外国,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之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张学玲(1977-),女,宁夏中卫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研究。

一;要求同外国发展贸易关系,即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同时还出现了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思想,代表人物如郭嵩焘等。

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

因为民族意识更多表现在对外意识上,并不太注意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而民族主义则不仅注意到了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寻求本民族的整合,以便形成整个民族的认同。

洋务时期的民族意识基本上囿于“自强”、“求富”观念之中,主要表现在民族经济利益上,作为一种观念,它体现的是上层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稳定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手段。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走向了没落,为了号召全民族“救亡图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吸收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民族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第三,对国民精神的批判和再认识。

民族认同是国家独立完整的表现,建立一致的民族认同最终要通过国家完成。

古老民族建立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认同的基础上,而现代民族则是在古老民族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认同。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是诉求于“民族精神”,即通过对“民族精神”的认同为其提供历史动力。

当然,任何一种思想传播并被接受,都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也是如此,他的出现还基于以下原因。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严重的民族、社会危机的刺激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之势逐渐形成。

外国列强视中国为“东亚病夫”,日日言瓜分。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因为这次战争不是败在西方各国,而是败在素为中国所看不起的“蕞儿小国”日本人手里,产生的耻辱感非以前可比。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2]1日本曾为中国的藩属国,而且近代日本也受到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什么它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崛起并打败中国呢?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研究日本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变法自强,整个民族都有一种尚武精神,且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内心深处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

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对20世纪初的世界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心,再不反抗,必然成为亡国奴。

为了唤起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侵略、鼓舞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勇气,知识分子注重对西方各国独立史、亡国史的介绍。

他们翻译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的独立或建国史,波兰、土耳其的亡国史,“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

在他们看来,读亡国史可以使“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而惧我之为波兰,惧我之为印度,惧我之为埃及、罗马,积惧而奋,积奋而团,积团而竞存”[3]。

有利于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证明了中国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迫切性。

历史和现实的刺激促使民族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开来。

而此时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也强化了这一认识。

二、进化论的强化作用1896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经过社会政治学的重新包装之后由严复介绍到中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法则使知识分子相信,如果中国不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的话,一定也会遭受亡国灭种之灾。

“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

”[4]进化论对近代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进化论学说中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有利于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故进化论是民族主义的“源泉”。

概括起来说,进化论对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进化论冲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

“夷夏之辨”导致传统民族主义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外族的入侵,进化论则指引近代民族主义者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势中考察中华民族的存亡。

严复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四达之地”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与世隔绝的“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胜。

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5]。

因此,近代民族主义者认为,“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2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

”[6]用进化论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思想,说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不奋起救亡图存,就只能被各国所淘汰。

梁启超是第一个看过“天演论”译稿的人,后来他的大量政论文中都以进化论为立论的根据。

如“竞争者,进化之母也”[7]58、“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8]。

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中国应变法自强,以保国,以保种。

康有为也曾以波兰、印度、土耳其被列强瓜分灭亡的事实,毫不掩饰地渲染“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进化观点。

他认为“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国自存之策,言变法外别无他途”[9]208,“……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9]211这些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共识。

这一共识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因为按照适者生存的道理,唯有主动顺应客观的进化过程,自觉变革,民族方能生存。

“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

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

”[10]由此而肯定“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11]。

可以说,没有进化论,近代民族主义变革是中华民族强盛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就不能深入人心。

严译“天演论”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

章太炎认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釐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12]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

”[13]可见,进化论对民族主义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之深。

第二,进化论冲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建性。

传统民族思想把忠君和爱民族混为一谈,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则把救亡图存和倡言民权相连,主张废除封建君主专制,而且宣称中国“要是没有经过民族主义,要站在这优劣竞争的世界上,是万万不能的”。

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指导近代民族主义树立这一信念的,正是进化论阐明的历史进化规律: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封建专制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由据乱(君主专制)而升平(君主立宪)而太平(民主共和)的进化论照耀下,康有为表达了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谋求中国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