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郑和研究成果算不上丰富，却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和时代特色，围绕郑和、郑和时代、郑和下西洋、郑和文化的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推进了相关研究；二是针对传统观点的研讨，拓展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围绕郑和文化遗址遗存的保护，开展弘扬郑和文化诸方面的理论研讨与实践活动。

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推进研究的关键因素，史料的挖掘、分析与解读水平往往决定了史学研究的价值大小和水平高低。

郑和研究历经百年，对新史料的挖掘和对传统史料的重新诠释是推动其不断深入的持续动力。

2009年的郑和研究，有几篇论著在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方面颇为用心。

陈平平撰文《试举析郑和船队到过浡泥的若干明代史料依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依据张洪《归田稿·华夷胜览序》与吴讷《思庵文粹》卷三等史料，认为匡愚曾随从郑和的一、二、三次下西洋，著有《华夷胜览》，郑和使团船队到过浡泥。

与此链接，《明实录》等相关史料，支持了郑和船队第一、二次下西洋时期到过浡泥的观点。

陆容《菽园杂记》等的记载，表明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时到过浡泥。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亦记有浡泥，表明它为郑和船队所通达之国。

茅元仪《武备志·郑和航海图》等，有福建长乐——占城新州港——加里曼丹岛浡泥的航线。

张燮《东西洋考·文莱》述及闽人有随郑和至此留居者。

显然，《明史·郑和传》关于郑和七奉使，所历三十余国中有浡泥之说，并非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纯属臆断。

郑和使团船队分，促进中浡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值得纪念。

徐恭生撰文《<卫所武职选簿>资料摘录与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相关问题》（《郑和研究》第3期）对现存的明代卫所武官世袭选簿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史料加以摘录并进行了分析。

文章摘录了169位下西洋军官的简略事迹，从中可以看出如下事实：第一，郑和下西洋军官死亡数目不少，其中因病而死者居多；其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与海盗陈祖义等作战地方除旧港外，还有阿鲁洋和棉花屿洋；再次，进一步证实了锡兰山战役完全由亚烈苦奈儿“浡逆夺官钱粮”而引起的、郑和的自卫反击战。

范金民撰文《<卫所武职选簿>所反映的郑和下西洋史事》（《郑和研究》第4期）把前人整理和研究明代卫所世袭武职选簿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章认为，收录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的这批选簿至少保留了180余名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卫所官军的升赏情形，于郑和下西洋研究堪称弥足珍贵。

文章据此较为原始的档案研究，认为可以大致确定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具体年份，较大程度上填补郑和下西洋官军的具体人名。

分析可知，郑和下西洋官军主要来自8个都督府级军事单位，15个都司级军事单位，33个卫，92个所，据此亦可知，郑和下西洋部队的性质，有一半人来自亲军指挥使司上十二卫和南京见设卫所亲军各卫尤其是锦衣卫，说明郑和下西洋的部队，主要是负责保卫的安全部队，而根本不是人们所说的用于野战的精锐部队；来源官军将近三分之二是南京及周围地区，而以往所谓郑和下西洋的部队主要来自福建等地之说并不符合实际。

同时，这批原始纪录，为郑和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如关于擒获海盗陈祖义问题，关于锡兰山战争问题，关于擒获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等等。

廖楚强撰文《<名山藏>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料》（《郑和研究》第3期）指出，何乔远著《名山藏》所载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比清钦定《明史》更有价值，如对郑和下西洋开洋的地点和下西洋的目的记载明确，对海外诸国名称、对科学史研究（如麒麟）等提供了丰富史料，该书对人们深刻认识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史大有帮助，同时亦可校《明史》的错讹。

高展澍的《郑和祖源探究》（《郑和研究》第1期）从郑和祖源入手，利用家谱资料以尝试理清郑和的家庭渊源。

作者认为，据《郑和家谱》记载，郑和的六世祖是赛典赤（1211－1279）；据《赛典赤家谱》记载，赛典赤的六世祖是所非尔，所非尔可称为郑和的中亚始祖。

据作者考证，所非尔是穆罕默德（570－632）的后裔。

怀韵撰文《“澳州大陆发现者”杨敏揭谜》（《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三宝信官杨敏漂流”事，历来被认为仅见于向觉明所藏的清初钞本残卷中。

由于记事错为永乐二十三年，遂成一桩悬案。

作者在利用《正统道藏》时，发现在《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题识中详细记述了杨敏所遇飓风事。

杨敏，三代航海世家，他本人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这也造就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其一像大多数元朝遗臣家眷一样，从小被明军奴役，又遭阉割为太监；二是因出生在航海世家，而得以被任为航海使者。

从仅有的史料看，杨敏的船队最有可能于永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在“安答蛮洋，遇值风飓大作”，以至沿苏门答腊岛西海域漂流南下，而直抵澳大利亚西海岸。

籍此，作者呼吁，当认真审视英国学者孟席斯“郑和发现新大陆”的观点。

周运中撰文《鹤顶红、西洋布及其他——<新增格古要论>与明初中外交流》（《郑和研究》第2期）论述了《新增格古要论》一书中有关明初中外交流的史料，认为鹤顶红、西洋布等在明朝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的关系。

郑宽海撰文《福建宁德支提寺惊现郑和木刻文物》（《郑和研究》第2期）对宁德霍童山支提寺的历史沿革以及新发现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包涵的内容价值加以阐释，尤其是其中涉及郑和事迹的记载，认定郑和于永乐五年筹备第二次下西洋期间曾到过宁德支提寺。

二围绕郑和下西洋的背景、目的、过程、意义等基本史实展开的探索与争鸣仍然是2009年郑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丰富了郑和研究的领域和内容。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

潘群撰写长篇文章《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上、下）（《郑和研究》第2－3期）以明成祖遣郑和祭乳母事为切入点，把郑和下西洋事件置于明初三朝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研究了建文帝的“宽政”与“靖难动因”，认为建文之政绩有四：一尊贤敬士、宣德教化，二宽法度、省刑狱、赦释囚徒及罪人后，三改革官制、省并州县，革冗员，削弱君权专制，四省赋、均江浙田赋等等。

文章考辩了“靖难”前后洪武、建文和永乐三朝政策变化，认为明代以来史家对成祖评价有失全面，如成祖杀戮功臣，仅限于文臣中的反对者、对武臣则否，而且成祖是非常“孝诚”之人，对其三母，即嫡母马氏、生母翁氏和乳母冯氏可谓至孝。

文章分析了数十年来学界对明成祖乳母与生母身份问题的论争，认为成祖血统非朱元璋汉人裔传而系蒙古人种，嘉靖帝以己为“藩王”帝而另改谥“太宗”庙号为“成祖”，当有另起人主炉灶之深思！明成祖举兵的理由是建文帝受奸臣迷惑变更祖制，故“靖难”以“清君侧”。

明成祖与其父明太祖闭关自守根本相反，他实施的是“开放政策”。

有蒙古血统的明成祖为维护中华56个民族益抗击蒙元竟尽职于役，比之其父朱元璋保守闭关不敢出击蒙元来说，无疑是开放的千古一帝，无愧其谥号：“至孝文皇帝”而且“德威广被”——朝觐贡献“新受朝命为王者殆三十国。

”“独北虏反覆数为边患，亲率六师征之，驱诸绝漠之外，虏遂不敢南向”。

嘉靖时改谥为“成祖”得体，朱棣是始创基业大成的君主，是创造古代中国开放大业而强盛的君主。

李凤英《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黑龙江史志》第17期）则把郑和下西洋置于整个国际时代背景加以分析。

作者认为：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

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

在对二者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应该重视海洋，走向海洋，培养中华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及创新精神。

在郑和下西洋目的阐释方面。

仲跻荣撰文《目的明确与计划周密的古代航海典范》（《郑和研究》第1期）认为郑和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航海活动，既不是漂航，也不是探险，更不是寻找掠夺对象的殖民地，而是一次次有明确目的并逐步实施的、由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其目的并不是单一的。

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目的的实现，都需要制定一个可靠的计划。

郑和历次航海之前都有一个完整的蓝图，也就是周详的活动计划。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航海都不是按照严格计划实现的，因为其中含有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因素，更不用说他们本身具有殖民掠夺性质，因而与郑和航海的可比性甚少。

孙文广在《郑和下西洋的军事行动及其评价》（《郑和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郑和军事力量的使用不以殖民、掠夺和称霸为目的，是人类和平运用军事力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稳定的地区环境是各国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前提条件。

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郑和利用多种手段，特别是巧妙运用军事手段，制服了野心勃勃的安南国，打倒了暴君亚烈苦奈儿，廓清了为非作歹的海盗陈祖义，使南亚和东南亚的地区局势得以稳定，开创了各国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的新局面。

在郑和下西洋参与人员的研究方面，学界对郑和及其合作者均有研究。

对郑和本人的素养与信仰，学者有较多的关注。

苏文宝撰文《回回人的文化“自觉性”在儒伊文化融合中的——以郑和、李贽、丁鹤年为例》（《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由于在政治上明朝政府从婚姻、语言、服饰等方面剥夺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由于佛、道是当时的“官方”宗教，所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为了社会交往的方便，有时也会与“官方”宗教发生联系。

因而回回人要融入社会上层或上层文化，则必须接受主流思想文化。

由此表现出的是回回人的文化“自觉”，这促进了文化的融合，而多元文化表现在回族知识分子身上的便是儒、伊兼容。

作者以郑和、李贽、丁鹤年为例，分析了文化融合对回回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和回回人在儒、伊文化融合中的文化“自觉性”表现。

总体上他们的精神与伊斯兰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就像回族的形成离不开伊斯兰教一样，回族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伊斯兰教。

在两种文化的相遇中，回回人开始了文化“自觉”——伊斯兰文化主动向汉文化靠拢、融通。

因而在伊斯兰教教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的历史阵痛中诞生的回族思想，是多元的。

两种文化在交往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心理正是回族人的精神特征之一，表现在回族知识分子身上，便是儒、佛兼容。

尽管这种多元性在回族知识分子身上存在文化心理的矛盾和精神的困顿，但他们克服了这一切，并且在后来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中一直坚定地守持着，促进了儒、伊文化的进一步融通，也促进了回汉民族的交流、理解、和睦相处，推动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繁荣与交流。

郑和时，官方尊崇的是佛、道，滨海居民敬奉的是海神天妃。

他既是伊斯兰教信徒，又皈依佛门，参拜道教(天妃)。

他奉佛崇道，是为适应面临的社会环境，并不完全是被形势所迫，更不是完全受权力威逼，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事例“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