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

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

收稿日期:2007-06-03作者简介:罗家云(1965-),云南新平人,玉溪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法学研究。

文章编号:CN53-1143/D (2007)05-0154-04民族法学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罗家云(玉溪师范学院政法系,玉溪653100)摘要:大理国时期,是彝族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控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习惯法也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彝族地区社会组织,日常生活及刑事法律方面均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习惯法规则,并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着比官方法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大理国;彝族;习惯法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宋代彝族分布很广,法律关系复杂,主要有三种情况:(1)以大理国法律为“官方法”;(2)以宋朝法律为“官方法”;(3)游离于二者之间,形成独自的部或国的“官方法”,如罗殿国、罗氏鬼国与自杞国等。

其中,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又接受宋之封赐,但任其上柱国等边官,奉宋朝法律为正朔,形成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

但不论是在上述哪类情形之下,与广大彝族众民息息相关的,更多地影响和规范着其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是习惯法。

一、社会组织方面的习惯法11神权与政权合一的鬼主制鬼主制在彝族先民中何时出现尚不得考证,汉晋时已见诸史料,唐代史料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记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

男则发髻,妇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

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

”[1]《云南志》又载:“贞元七年(791年),节度使韦皋使巂州剌史苏隗杀梦冲,因别立大鬼主。

”[2]《新唐书》亦载:“两林地虽窄,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

”[3]在上述史料中,出现了三个层次的鬼主:长诸部落的都大鬼主、长一个部落的大鬼主和长百家二百家的小鬼主。

鬼主的产生方式有诸部“推”,唐朝“立”等,其鬼主制已具雏形。

到了宋代,鬼主制在彝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宋史》载:“邛部川蛮,亦曰大路蛮,亦曰勿邓,居汉越巂郡会无县地。

其酋长自称‘百蛮都鬼主’。

”[4]从该史料看,都鬼主仍为部落联盟首领。

此外,《宋史》同卷还出现了“都鬼主阿伏”、“诸族鬼主副使离袜”、“都鬼主诺驱”等。

上述史料中,鬼主为当地部落行政首领,参与各种交流活动,并得到朝庭认可当无疑义。

而关于鬼主的宗教职能,少有史料言及。

《宋史・黎州诸蛮传》有一记:“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

”这则史料已明确指出鬼主为“主祭者”,其宗教职能十分明确,但仅此一记,找不到其他佐证。

宋代鬼主制得以巩固和扩大的另一例证是“罗氏鬼国”的出现。

《宋史・泸州蛮传》载:“诏复建姚州,以得盖为刺史,铸印赐之。

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

鬼主死,子仆射袭其号,浸弱不能令诸族。

”至此,鬼主制为神权与政权合一,分为诸部落联合、号令一方的都鬼主,统治一个部落的大鬼主和统治百家二百家的小鬼主三级;主要传承方式为世袭,也有推举、朝廷“立”、“自称”等方式;其主要职责是:行政方面是管领本辖区行政事务;神权方面是“主祭”———在不同场合主持祭鬼的宗教活动。

21军民合一的苴穆制大理国时期,苴穆制主要盛行于今贵州一带的彝族当中。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彝族贵族便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一套封建等级制度。

例如据彝文记载,贵州彝族以苴穆为最高领主。

”[5]《大定县志》载:“苴穆立,分其诸弟为峨,授以土地,分以重器。

”[6]苴穆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把辖区内的土地分为大小不等的许多部分,分别授给号称“十二宗亲”及“四十八4512007年9月第20卷 第5期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La w Editi on Sep te mber,2007Vol 120 No 15目”的亲属或其亲信为领地。

据莫俊卿先生等考证,其官爵有:“更苴、穆魁、穆濯、补本、器脉、备所、祃写、貊拔、黑乍等九个等级。

”亦即所谓‘九纵’官位。

此外,还有司理事务的九个官职,分居于九室之内。

这九个官职是阿牧址、补突、濯苴、拜苏、扯黑、项目、园约、苏交、慕施及诚慕。

[7]苴穆职官的选任方式主要是继承。

《大定县志》载:“大者曰穆濯、次曰玛裔,再次曰奕续,通称曰峨。

”[8]《滇海虞衡志》言:“自西爨徙永昌,其存者惟东爨,其部长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继职。

耐德无子,或子早夭,始及庶出,无嗣则立妻女。

”[9]与《大定县志》所言:“峨的爵位是世袭的,除其正妻(称耐德)所生长子能继承父爵外,其余诸子称为‘能卢’,‘能卢’及其子孙虽不能袭职,但均属于‘黑种’之列,有种种特权。

”[10]关于苴穆的职能,军民合一是肯定的。

具体而言:“苴穆辖区分为若干则溪,意为仓库所在地,每则溪有官庄,种官庄者为官户,官户仅是自给,实物尽收入仓。

每一则溪置一穆濯为祃写,并置一穆魁以镇之。

祃写管军事,穆魁管钱粮。

则溪之下,由于人户散聚不一,凡是寨大丁强的,均委命其酋长为祃、祃初等军职。

”[11]在其九纵九官中,牧址为总管、濯苴管礼仪,拜顶管门户、扯黑管祭祀、项目管理器物、园约管理保卫、苏交管作战、慕施管宣诵、诚慕管祠祭。

其他如补突、拜苏、祃写等,史无记载,也不懂彝语之意,故不明其意。

但上述职能中,无论从其组织建构,还是职能分工,都体现了军民合一的特点。

《滇海虞衡志》载其军法为:“多养死土,名曰苴可,厚赡之。

每出兵,则苴可为前锋。

军无行伍纪律。

战则蹲身,渐进三四步,乃挥标跃起。

人挟三标,发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则以击刺,不发也。

”[12]31地缘与血缘结合的部落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进而扩大为部落、部落联盟,最后形成国家是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特点,也是进化论者论证的社会进化的基本轨迹。

但一般而言,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成为人类群体的纽带之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制便解体了。

而在彝族地区,地缘关系的出现并不导致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制的解体,而是形成了稳定的、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新型部落制,并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代便在云南广设郡县,对郡县之下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但郡、县、州、府、道、节度的设置并未取代彝区的部落制。

在大理国时期,大多数彝区仍以部落制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

《新唐书・南蛮传下》载:“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其种分为七部落:一曰阿芋部,居曲靖州故地;二曰阿孟;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部,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剑;七曰勿邓。

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

俗尚巫鬼,无跪拜之节。

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

”这是当时云南北部及周边地区的乌蛮,全部纳入部落管辖范围。

宋代,这七部经分化重组,形成了更多互不统属的部落。

《元史》追记了这些部落名称:黎部、绛部、马翠部、延部、屈部、沙麻部、科部、马湖路三十七部、畔部、磨弥部、乌撒部、乌蒙部、易娘部、阿头部、芒部和易溪部。

[13]其中不少属于滇东三十七部。

关于各部落的形成。

《元史・地理志》有一记:“元武定路,段氏使乌蛮阿历筑易龙城,其裔孙法瓦兴盛,遂以远祖罗婺为部名。

”这里所记便是三十七部之一的罗婺部形成的情况。

罗婺部,地在威楚,以罗婺后代为主要成员,有一定血缘联系,兼具地缘和血缘两个特点。

以血缘还是地缘为主,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

万永林教授认为:“西部地区部分乌蛮的氏族、部落界线被突破,北部、东部地区则未能彻底冲破这种界线,形成很多不相统属的独立、半独立状态的部、姓等小集体,成为元、明、清时期彝族不同支系的基础,这也是彝族方言差别大、支系众多、名称复杂的历史原因之一。

”[14]由此可见,宋代的彝族部落制,导致了元、明、清时期的彝族各支系。

在宋代,一些有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上联系较多的部落、部族,会建立部落联盟,推举共同的首领,称“都鬼主”、“百蛮都鬼主”等,如邛部川、两林蛮等,应为北方彝族的部落联盟。

滇东三十七部有《石城会盟碑》,碑文为: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踞奉承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 贼郎羽号阿房田洞,合集三十七部姥伽诺,十二军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乃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口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占血。

此为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之证。

但是否可认定经此会盟,三十七部已经成部落联盟?史料无证。

且会盟是在大理政权干预下进行,未推选类似都鬼主这样的部落联盟首领,虽然三十七部常共同行动,但未见其固定组织存在的史料,故难认定。

此外,家庭、家族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家支制也是彝族社会组织习惯法的一个重要形式。

二、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法大理国时期彝族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法,上承南诏时期,下启元、明、清,在诸多方面有其一贯性。

但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其习惯法表现也551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会有所不同。

11婚姻、家庭方面的习惯法《滇海虞衡志》载:“自西爨徙永昌,其存在惟东爨,其部长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继职。

耐德无子,或子早夭,始及庶出,无嗣则立妻女。

”[15]这段史料反映了东爨上层的婚姻和继承情况。

其中部长为部落酋长,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其正妻称耐德,正妻外有妾,妾所生之子为庶子。

其身份的继承制度为:第一顺序,嫡长子;第二顺序,庶子;第三顺序,妻女。

婚姻实行族内婚姻制,有聘礼,存在抢婚。

《滇海虞衡志》有载:“婚姻惟有其种类,以牛马为聘及期,聚众讧于女家,夺其女而归。

”[16]《大定县志》亦载:“阿阔卒,阿德袭。

阿得卒,沮区袭,无子,以弟初之子则额为子。

初亦选卒,叔弟盖摄事,夷法连父名,称得盖。

……已而得盖老退,则额乃受事。

先是,普里大宗绝,初出后之。

至是,则额以其父尝继大宗,因窃号罗氏鬼主,于是卢鹿始有鬼主。

则额卒,仆夜袭。

”[17]该史料里,除了嫡长子继承之外,不出现了兄终弟及、叔死侄继两种继承方式,应是嫡长子继承制的例外,不具代表性。

又,《桂海虞衡志》载:“西南蕃俗抵介别。

男夫甚刚,妻女甚洁。

夫妇异居,妻所居深藏不见人,夫过其妻,挂剑于门而复入,或期于深山,不亵其居。

谓否则鬼神祸之。

”[18]这里出现了夫妇异居的走婚制。

21日常生活方面的习惯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言:“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气习,大略抵同。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绵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

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

刀长三尺,甚利,出自大理者尤奇。

性好洁,数人共饭,一 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

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而捕之, 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妨他人。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