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基本特征解析
英文“modern history”一词既可译作“近代史”，也可译为“现代史”。
从古代到近代，以社会形态而论，当是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化。
这一转化不是往日那种改朝换代，也不是一般的政权易手，而是根本社会性质的转变，是时代的变迁。
从全球范围看，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西欧。
从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方面考察，西欧社会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第二，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了王室家族为代表的贵族特权；第三，自主命运的公民取代了效忠于人的臣民。
这包含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历史的主体——人本身。
一.商品经济的特征
存在万年之久的农耕经济，尽管有多次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但却始终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能够自行生产和制造衣食住行之所需。
这种内向型的经济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因而缺少活力，发展迟缓。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作为生产目的的经济，生产的是交换价值。
它所面对的是市场，包括国际市场，既在市场中运作，就要应对竞争的环境，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因此，一切商海中奋争的人，都必须不断进取，这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商品经济这种外向开放型的特点和本身具有的活力，正是它远比更优越、更先进之所在。
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经济，具有一个本质性的特征，那就是“自由”。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必须通过市场来运行。
而商品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双方，都必须有选择的自由、谈判的自由、成交的自由、签约的自由。
择优选购、讨价还价、拍板成交、签订合约，都是双方斟酌思量之后的自愿行为，是自由的体现。
不过，要取得这些运作中的自由，还需要取得产权的自由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自由。
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直至近代时期，私有制一直存在着。
私有制本身也有个发展过程。
只有近代的私有制才是最发达的私有制，是在竞争机制下演变的私有制。
而在自然经济时代的农本社会里，私有制是不完备的，更缺乏竞争机制。
以西欧为例，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受到多方的限制。
那里的土地都是由国王层层分封下来的，每一级的封主对封臣都拥有权利，而封臣对封主则承担义务。
可见，那是一种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
然而，在商品经济的运作中，却需要不受各种条件限制的绝对私有制，这样才能做到经济自由、贸易自由。
因此，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
这
是鲜明的反封建口号，而不是过去常常评论的那样，是什么“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反映，是“害怕劳动人民”的表现。
事实上，当时只有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常常侵犯资产者的私有财产，而下层群众还没有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自由特征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那就是人的自由。
等价交换、进行贸易，需要经营者有自由平等的身份。
如果人参都是不自由的，受制于人的，其余的自由就要大打折扣。
事实上，正是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呼唤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论才应运而生。
总之，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将大规模解放生产力的课题提上了历史日程，同时又呼唤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人权自由。
二.法制国家
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经济，因为它每达成一笔交易都要签订契约（合同、协议）。
契约必须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商品经济还应是法制经济，它呼唤法治，反对人治。
另外，人权自由与平等同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与特权是针锋相对的，只能靠法律来保障。
只有法制国家才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上层建筑。
在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君主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封建君主制、登记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的阶段（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过去常被译作“专制君主制”。
这与东方帝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很容易相混淆。
欧洲绝对君主制几乎都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
而东方帝国的专制主义despotism则完全是封建性质的，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毫不相干）。
在15绝对君主制开始建立以前，由于贵族混战，中央集权制尚未形成，欧洲人还缺乏民族与国家的观念。
随着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和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的观念才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来。
这时，世袭国王的家族拥有了整个国家，“国”与“王”已难以分清，忠君与爱国成了同义的概念。
国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全国之人皆为他的臣民。
这就类似于中国汉代刘家拥有天下，唐代李家拥有天下。
那时，盛行“王权神授”之说，“王”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法”自“王”出，“王”大于“法”。
因此，尽管有了不少立法，但本质上还是人治国家。
近代时期的转变在于，以国家权力取代王室家族权力，以法律取代王命和贵族特权，以民选的国家机构取代王朝和廷臣专权，以主权在民取代主权在君。
至于采取什么政体，那只是形式而非实质。
时至今日，西欧的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等国仍保留着君主制度，但是已与以往绝对君主制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不掌握实权的“虚君”，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与法制国家并不相悖。
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代议制度，即议会民主制。
议会有民选产生，定期改选，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决定国家的方针大计。
立法的执行者是行政机构，或为
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或为共和制下的政府。
这一切都以法为据按律行事，故而还必须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程序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预。
这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制，相互制约，既可防止专制与独裁，又有利于健全法制和保障人权。
在这种制度下，政党政治得以确立，公民自由得以保障。
几个世纪的实践确凿地证明，这种政治体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的。
三．公民意识
在中世纪，即使是自由人，也有贵族和平民的等级之分。
当时的欧洲，由于受盛行的基督教普世注意的影响，以及贵族混战使各国疆界常无定局的条件限制，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生活着的普通民众，几乎不可能形成独立做人的意识。
他们在给自己定位时，总是这样排列：第一，是上帝的仆人，从属于上帝。
因为在当时对基督教的信仰几乎成为人们的希望、依托和一生的安慰。
第二，是某地甚至某村之人，是某领主的属民。
因为那时狭隘的地方主义远胜于国家的概念。
到绝对君主制形成，王权胜过教权，国王成为国家和宗教的最高领袖，宗教又起着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作用，王权与国家的观念才在人们定位时排到了最前列。
人们又成了效忠国王的臣民。
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竞争机制使上帝的意旨高贵的门第与血统都逐渐失去了作用。
财产的增殖、保值或者亏损，完全取决与人们自己的才干和竞争中营运，上帝也无法保证任何人都能财运亨通。
于是人们开始了依次伟大的精神觉醒，意识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应有地位。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论应运而生。
天赋人权理论宣传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即人的自然权利。
近代国家建立后，人的自然权利转化成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
这是一次伟大的人的觉醒与解放，由过去受制于人的臣民变成了自主命运的公民。
作为公民，人们有遵守和服从法律的义务，但是也第一次享有了参与国是的权利。
他们第一次有权议论国政；有权拿起选票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去当政；有权监督执政者，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各种渠道表达政见；有权集会结社组织政党；有权著书立说、针砭时弊……这一切使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和自己相关联，从而形成了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这也是公民意识中最本质和最可贵的东西。
在任何情况下，人的因素总是占有首要的地位，人是历史的主体。
当人们一旦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懂得了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这使人们的总体素质得到提高，人的能动作用得到加强，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