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比较研究
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深圳特区
作为我国在探索改革开放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在内在机制上也存在着继承性，从自下而上的摸索改革过渡到自上而下的统筹改革，从经济改革深入到制度的创新。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三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其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示范效应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它们又和滨海新区一道成为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
先行改革者和后行改革者改革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深圳与浦东的发展都不约而同地面临转型之苦。
和前两者不同，滨海新区正处于“两级跳”的幸福转型中。
虽然转型动力不一，但三者在发展模式上的探索都将继续推动相应区域的经济与制度的发展。
三区的发展都对相应经济区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作用的程度与方式不一。
从三者的行政功能来看，深圳特区是一个独立的市，其所在的珠三角隶属于广东省一个行政建制，政策统一性、一贯性、变通
性优于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
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是上海和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二者都是城中之区，其辐射效果或多或少地由于行政上的阻碍而打一些折扣。
因此，深圳对珠三角的辐射较为直接，影响面较大。
其对珠三角的带动效果要优于浦东新区对长三角的带动作用以及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经济圈的作用。
从作用的方式来看，由于深圳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并不显著，其主要是依靠自身较大的经济总量来推动珠三角的发展；而浦东在长三角的“龙头效应”非常明显，浦东新区依托上海成为了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经济结构较为清晰，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浦东的溢出效应机制在长三角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而集国家众多优惠于一身的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相关地区发挥作用的方式现阶段主要是“刺激”效应，而“溢出”效应的形成尚需时日。
三区经过相应时期的发展，现阶段具备了不同的发展基础，形成各自的优劣势，在经济规模上，深圳凭借较大的行政区划占有较大的优势，但发展活力方面滨海新区更有潜力，而浦东新区则在发展效率上占有较大优势；虽然三者的经济都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深圳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发展速度强劲，浦东新区总部经济的发展又有绝对的优势；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潜力上浦东新区的更富先进性，深圳在创新能力上表现比较突出，而浦东的形势则很严峻。
总体上看，滨海新区虽然在总量上有所不足，但其发展势头强劲，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后发优势明显；浦东新区的发展形势虽然比较严峻，但其具有制高
点的优势，如果能加大转型的勇气与力度，其发展将会达到新的高度。
三区各自不同的优势将会引导三者今后的不同发展轨迹：浦东新区可以依靠金融等高端的服务业来形成辐射力；滨海新区现阶段在服务业方面缺乏相应的资源的集聚，因此其可以通过发展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达到产业聚集，形成辐射力；深圳特区可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辐射力。
优惠政策是特（新）区的立足之本，深圳与浦东建设之初，中央对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主要是给予了区域性税收政策和体制性财政政策，而对滨海新区主要是给予了产业性税收扶持政策，以及在维持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的专项补助政策。
从本质上来看，滨海新区的综合了三种优惠政策，分别是天津开发区优惠政策的在整个新区的扩展；东北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延伸；当年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的承继。
因此，中央政府给与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的力度已经超过了开发初期的深圳和浦东。
而作为政策执行的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效果。
深圳的放权型政府管理模式比较灵活，在改革开放初期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与热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由于监管不利而导致的各种不良影响。
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使深圳改革出现过几次反复）。
虽然深圳拥有两种立法权，但其法律、制度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不利于改革的整体推进。
与深圳自下而上的模式基本相
反，浦东新区一直在上海政府的强势规划管理下发展，上海政府在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上的良好作为使其获得优惠政策支持的连续性远远超过了深圳。
强势政府的模式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规划以及推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有效性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强势可能会阻碍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在综合配套改革中涉及到对政府自身的制度进行改革时，如何保持其创新的动力则是一个棘手也是相当关键的问题，需要政府转换身份，做好服务的勇气与操作艺术。
滨海新区的地方政府主导的“联邦”型模式决定了今后滨海新区的各种决策以及规划还得由天津地方政府来决定，但是内部存在的各自为政、过度竞争的局面，将会限制了新区内资源整合和配置的合理化，增大体制创新的成本，如何解决内部协调是其首要的问题。
由此可见，如何合理地改进政府管理模式都是三区共同的方向，这就有可能涉及到改革者自身利益的问题，这需要太多的勇气与动力。
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给浦东与滨海新区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空间，深圳虽然也在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但由于缺少了“国”字号“试点”这顶帽子，不仅影响力减弱，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束缚也将较多。
同为综合配套改革，滨海新区获批的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明确了重点，而且配以相应的优惠措施，而上海浦东则是“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个为“试验区”，一个则为“试点”，相对来说前者改革范围更大，先行先试的内容更加丰富。
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高调定位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方案的重点放在了行政、科技、金融、土地、涉外经济体制5个方面。
从整体上看，浦东新区改革的层面要更深一些，涉及到公共事业等一些深层的体制问题，滨海新区则主要在一些基础面上进行试点。
但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在综合配套改革重点方面有4处是一致的，而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就是金融方面的改革。
滨海新区在金融试点方面的诉求不仅高调，而且直指当前我国金融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制度要害。
虽然二者在金融试点的诉求有所“竞争”，但不同的基础还是决定了二者在试点追求及国家政策上应该有所侧重，滨海新区的试点应该有利于其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而浦东新区的金融试点则应注重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为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机会。
浦东今后的发展思路必须依托先行的优势、功能区规划的优势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力，突破基本制度的障碍和创新能力不足的束缚。
在发展定位上，高姿态锁定“服务”的方向。
加强向高端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从服务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起点规划自身的发展，继续巩固和完善服务制高点的功能地位。
在发展战略上，依托功能区实施各项试点方案。
推进综合创新的发展：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政策创新向体制创新转变。
在发展作为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在以制度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可能没有以前以政策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见效快，甚至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的总量，这需要我们在观念上的转变，多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
当前制约浦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体制转轨和政府的改革方面，因此，政府应该有勇气对一些行政垄断领域进行大胆地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上，应该注重原创性制度建设，为浦东新区的发展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在具体发展途径上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示范效应应从传统的经济机制转变为以制度变迁为枢纽的机制上来，通过制度变迁的乘数效应将进一步扩大浦东新区的溢出效应，巩固其龙头地位；二是现有的改革机构向无关联利益的强势机构转变，保证综合配套改革的顺畅；三是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向主动进行制度创新的方向转变，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注重原创性的制度建设，为地区的发展赢得主动权；四是从单纯注重金融业务创新向制度创新转变，发挥制度在金融创新中的先行作用，推动浦东新区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